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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影史票房冠軍《長津湖》的續作，《長津湖之水門橋》（以下簡稱《水門橋》）由原班人馬打造，講述了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七連戰士在敵人撤退的咽喉要道“水門橋”展開殊死搏斗的故事。總監制黃建新透露，在《水門橋》中七連的人物和故事會更加豐滿和完善，影片中戰斗更加激烈，任務更加艱巨，面對的考驗也會更加殘酷，“雖然這是個悲壯的讓你不得不落淚的故事，但在這里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生命的過程。”

在前作《長津湖》中，影片以圍剿“北極熊團”敵人作為結束的節點，吳京、易烊千璽等飾演的七連主要成員的最終命運并未揭曉，“其實我們在這個戲里只完成了一個人物角色，就是雷公，”黃建新說，“第一部《長津湖》上映之后，很多觀眾在追問，還有幾個人他們在干嘛？他們去哪里了？觀眾對人物的關心程度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承載著觀眾的關注與期待，主創團隊在續作的創作中收集了大量的觀眾反饋和想法，“我們覺得下一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第二部基本都剪成后，有時間了我們還是去做了一些補充拍攝，比方說一些細節、情感、場景上的銜接，還有一些必要的交代和改變，又補充拍攝了一部分。”

例如在《長津湖》中出現的沂蒙山小調，成為了勾起觀眾情感的一個點，引發了強烈的共情與共鳴。所以在《水門橋》中，“需要觀眾能夠真正的跟隨著人物進入水門橋這一仗，通過這樣一個具體的展現、一個地點的攻堅戰，來看到這批戰士的勇敢奉獻，這批年輕人的無私無畏，還有這批人之間的深厚情感和對家鄉的深深眷戀。”

在補拍的時候，只要導演組把拍攝想法告訴演員，就會立刻得到響應。黃建新不無感動地說：“我們只要把補拍的內容發出去，演員們不管在哪個劇組，都是想盡辦法擠時間來拍。可以說很大程度上他們都已經角色附體了，只有是角色有好的方向，他們就會撲上來。”

對整個創作團隊來說，這部電影的拍攝都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過程，“每一個人到最后都覺得不像是在拍電影，而就像是身在其中。這些演員們天天在一起，感覺他們就是七連，他們之間的關系表現出的完全是隨意的真摯，不是刻意的真摯，因為平時在生活中他們就是這樣。”

創作《長津湖》與《水門橋》的時候由三位導演分工拍攝，黃建新作為總監制負責統籌協調，整體的拍攝計劃都由他來把控，“我會跟導演商量他們之間的銜接，比方說我們需要一個細節貫穿，那么把它整出來，寫出來以后給大家說為什么一定要（這樣），你一定要在哪個地方怎么拍，我要怎么銜接。”

“這次的拍攝絕對是超出了我的經驗范疇，有太多的細節太多的艱難，”黃建新感嘆道，“舉個例子吧，三個導演同時拍，從開始在江南水鄉，演員們穿著干干凈凈的衣服，到最后所有人都受了傷，衣服被打得破爛不堪，中間到底打過幾個仗、哪邊被擦傷？哪邊的衣服爛了……這些都是要銜接的。繳獲了什么槍、槍是怎么拿的、什么時候換搶、什么時候換子彈……這些在拍攝之前，我們都做了十幾輪的準備，然后用1000多幅圖片固定下來，每個組拍攝時都要嚴格的遵循才能接得上。”

但即使準備工作做得再充分，也還是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偶而還是會出現失誤，比方說打仗打過頭了，原來給的圖紙衣服是會爛到這個程度，結果打著打著爛的比原定嚴重的多，后頭的戲我們已經拍了沒這么爛，所以我們只能中間再寫一場戲，來把這個東西解決掉。”

于觀影者而言，電影《長津湖》是一次精神洗禮。對創作者來說，拍攝《長津湖》同樣是一次精神升華。“從戰場上延伸開來的這種精神，在創作過程中都轉換到了每一個人身上，你就知道這個電影一方面是對觀眾的影響，同時在拍攝過程中也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影片中呈現出的戰士之間的生死情誼深深地打動著黃建新，無需豪言壯語，無需刻意催淚。戰場上，戰士們毫不手軟、不懼犧牲的勇猛精神；戰場外，他們對國、對家、對戰友的無限溫情，匯聚成最簡單最樸實的愛，讓黃建新一次次的破防流淚。

“你能感覺到心靈最柔軟的地方被撥動了，有很多處細節讓你那一瞬間就沒辦法不被感動。比方說到最后最危險的時候千里要出征了，萬里看著他哥眼淚快流下來了，他哥捏了他捏的臉，想著他當年笑的樣子，可是他臉上笑著，眼睛里卻忍著淚，在止不住的要出來的那一瞬，你就會被打動。所以拍這個電影，我覺得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次靈魂的洗禮。”

銘記烈士精神，堅定理想信念。在黃建新看來，拍攝《水門橋》的意義就在于紀念和平來之不易，“這是一個超越了戰爭的電影，它實際上的主旨是在呼喚和平。”

電影《狙擊手》以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冷槍冷炮運動”為背景，選取八連五班一次營救行動為切入點，用狙擊手的視角展開敘事，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故事，也是狙擊手們的故事。

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中有很多優秀的狙擊手，張藝謀與電影團隊收集了大量“神槍手”的資料，包括張桃芳、鄒習祥等赫赫有名的狙擊手，最終以他們的英雄故事為靈感創作編寫成了這部《狙擊手》。電影中的狙擊手也有所不同，張藝謀塑造了一群“有智慧”又“愛哭”的英雄形象。“狙擊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斗勇，更是斗智的，怎么能打掉對方，是要靠聰明才智的，所以我們在這些方面去發展一下，讓他們動腦筋。”為了顯示狙擊手的智慧，張藝謀想出用勺子觀察敵人火力點的土辦法，經過與軍事顧問反復商討，最終“勺子”變成了戰士聰明的用法，而這個“勺子”也成為戰士與犧牲班長之間的傳承象征。

影片中，戰士們除了發揮聰明才智，還幾乎從頭哭到尾，尤其是陳永勝飾演的戰士不僅自己一直哭，還把與其對戲的張譯也帶哭了，“張譯本來也不打算哭，后來也是被帶哭了。我覺得還是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歷練作用，去表現一個一個戰士的成長。”

談及“愛哭”，張藝謀解釋道：“流淚的未必不是男兒，我們想給演員一個支點，也能看出來一種成長。”與其他同題材電影全程“硬核”敘事不同，《狙擊手》在“硬核”敘事中融入了柔軟的情感表達，導演用眼淚當成對每位戰士犧牲的情感宣泄口，也給“把青春獻給祖國”注入了深厚的情感根基。

《狙擊手》是人的故事，鮮明生動的人物離不開演員的努力。張藝謀素來喜歡啟用新人演員，這次也不例外，除了飾演班長的章宇不是新人外，其余演員全部是新人。電影團隊從幾千個18到20歲的青年人中選拔出來演員并進行長達半年的培訓，“相當長時間的集訓、軍事訓練、教育、參觀、學習，跟老兵座談等等，為中國影視輸送了一些新鮮血液。”

電影《狙擊手》講述的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故事，是歷史也是電影藝術，電影團隊在充分尊重歷史的情況下充分挖掘細節，用充滿戲劇張力的創作講好中國故事。

關于電影中戰士著裝、披風相對整潔，戰爭氛圍相對松弛的設計，張藝謀說“這是跟軍事專家討論過的，這個歷史是不能胡來的”，“我們是第五次戰役之后，也就是抗美援朝戰爭開展兩三年以后的一個階段，實際上大的戰爭已經停止了，進入了對峙階段。雙方的陣地犬牙交錯，美軍的炮火報復很難開展。我們就在駐地，所以不需要把臉抹得那么黑，而且條件已經改變了，后勤各方面的保障都跟上了。”

對于抗美援朝戰爭，要忠于歷史。對于電影藝術，則可以在符合邏輯的情況下進行再創作。影片中展現了戰士大永“單兵戰坦克”的情節，“這個跟軍事專家也一起討論過，其實單兵對坦克是很難贏的，我們想保留這個情節就是它很有象征性，一個負傷的拿著特別簡單武器的普通士兵對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鋼鐵怪物，我們希望保留這樣的力量懸殊。”

除了戰斗細節，張藝謀也充分挖掘故事的情感細節。電影中，章宇飾演的班長帶領五班僅存的戰士用《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喚醒即將在雪地里失溫而死的偵察兵，“很多工作人員都看哭了”，“我們拍了三遍下來章宇就唱不動了，因為唱的聲音很大的時候，突然就缺氧，我們現在用的都是真實的鏡頭。我不喊停，這個人唱不動，那個人又起來，那個人唱不動，這個人又起來了，突然讓人有了一種升華的感覺。”

電影《狙擊手》由張藝謀與女兒張末聯合執導，張藝謀負責中方戰斗攝制，張末負責美軍戰斗攝制。“從選演員開始，美軍部分都是由她來負責的。關于敵方部分的戲份，選演員、討論劇本，最后把中國編劇寫的中文材料轉化為美軍的習慣用語等。我們搭建了兩個戰場同時開拍，兩個組差不多同時停機，每天晚上我們一塊討論，雙方看各自的素材。”

不論是中方戰士還是美軍戰士，都在兩個攝制組的細節推演中完成人物塑造和情節敘事。“我們雙方要推演槍的射程、子彈的多少，這些小切口的戰爭盡可能要細化，而且要尊重每一個生命。不能死一片就完了，每個人的死都要合理，都要很清晰，我軍也是一個一個都很清晰，把青春獻給祖國，讓每個人的犧牲最后形成一個強大的震撼性。”

當下，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受到觀眾的喜愛，張藝謀認為，電影觀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熱追，是他們自發的家國情懷，“在中國人身上根深蒂固的一種情懷和熱情。年輕人喜歡看有中國精神的電影”。

民族精神也是張藝謀從抗美援朝戰爭中看到的現實意義，“如此簡陋的條件敢迎戰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而且取得了勝利，這是最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2月1日《狙擊手》上映，2月4日北京冬奧會開幕，對張藝謀而言“有特殊的意義”，“2月4號是立春，希望立春帶給我們好兆頭，希望（北京）冬奧會開幕成功，也希望《狙擊手》取得好成績。人生很難有幾次這么巧地趕上這些時間節點，所以今年冬天對我來說特別不尋常。”

繼《我不是藥神》后，導演文牧野時隔三年再出長篇新作《奇跡·笨小孩》，并于2022年春節檔上映。電影重聚了“藥神班底”，徐崢、章宇等一眾“老面孔”再次現身。鑒于前作的優異成績，加之易烊千璽等演員加盟，《奇跡·笨小孩》引發了大眾強烈地觀影期待。

電影講述了在南方深圳熱土，易烊千璽飾演的景浩逆轉人生的拼搏傳奇故事。“深圳是一個創業之城，它是一個所有人都會涌入的城市，是中國甚至世界的一個奇跡。我們看到了城市里那些創造奇跡的個體，我們相信只有個體創造了奇跡，整個城市才會是奇跡。”文牧野說。

文牧野在創作這部電影時遇到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困難是“時間短”，整部電影從編寫劇本到籌備只有7個月的時間，由于時間短，整個創作過程從編寫劇本開始一直延續到了后期剪輯，“我理解的劇本寫作是用短時間做加法，用長時間做減法的工作，比如我寫劇本寫半年，然后用一年半去做減法，去精簡，但是這個劇本由于時間的要求，只能做到加法完成，減法是完成不了的，只能在拍攝的過程中、剪輯的過程中去完成。”

電影中呈現了不少高難度的外景場景，包括“蜘蛛人”高空作業、追火車、追貨車、大暴雨等。拍攝中遇到的臺風季暴雨、疫情、人流密度大等客觀因素成為創作過程中的另一難點。“他（易烊千璽）追火車的戲，是在人流密度最大的一個地方拍攝的，深圳福田區的崗廈城，是個景區，所以拍攝就會遇到很多圍觀，很多場景協調的問題。追貨車的那場戲，我們要找一條沒有車的街道，所以離駐地就非常遠。到了或者在去的過程中下雨了，今天就沒有辦法拍，因為地面是濕的不接戲，也不能在濕地上去玩車技，很危險。所以那場戲本身計劃是3天拍完，但拍了5、6天，因為一直在下雨。”

電影構想出一群各行各業中的邊緣人物，他們以景浩為中心，通過一批廢手機改寫了命運。

對于每個人物，文牧野說還是一句話，“就是一個男孩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最后遇到了一群異姓家人。”片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定位，他們分別被賦予了“爺爺”“父親”“小姨”“表哥”“舅舅”等家庭身份，在這基礎上再進行社會身份的設定，成為“失聰女工”“勞改人員”“搓澡工”等社會人員，最終構成了魚龍混雜的生活百態景像圖。

“（把）社會層面上這樣的人，一一對應著去安在這些角色身上，讓他們從情節、功能、性格、家人屬性上都比較適配，完成一個能夠把主角圍在中間的家庭閉環。”文牧野說。

電影中的人物角色雖然出自各行各業，但最后都匯聚在電子行業上。片中，他們需要完成摘除手機零件的精細作業，為此演員們進行了一周的培訓，“所有的演員都要老師來教，從第1步一直到55步，從頭一直學到尾，有物理的操作，有化學的操作，接電機的熱風槍、電焊這些都要學。”

其中，易烊千璽的表現讓文牧野感到“驚喜”，“首先他很專業，再有他在完成了角色的基礎上還給了我很多驚喜。他演繹了很多他原來沒有試過的狀態，無論是有一點搞笑和外在的，還是憤怒的，還是跟妹妹之間的細膩交流，都展現出了我沒有見過的一面。”

哥哥讓人“驚喜”，而妹妹陳哈琳的表現則讓導演直呼“非常有天賦”。片中妹妹景彤的飾演者陳哈琳從2000多個孩子中脫穎而出，她的表演給文牧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哈琳的傳遞基本上只是傳遞情境，她就可以依照情境展示出很自然的表演。我只跟她說，這一刻你很怕哥哥走掉，所以你很擔心，你會問他一直都在嗎，然后哥哥會哄你，你會安心一些，但是你依然很擔心，但又怕哥哥看出你的擔心，所以你還要隱忍。我傳遞完了之后，她會把整個表演一條呈現出來，最終給我驚喜，就是還流了一滴眼淚。”

電影里，易烊千璽飾演的景浩經歷了許多困難，情節可謂非常“虐心”。對于這種設計，文牧野直言“景浩碰到的困難還不算很多”，“我們生活中一定會碰到各式各樣的困難，有很多創業者包括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是要永遠相信一點，就是有一條隧道遠處有光，你只（需）要奔著光芒走。景浩的支撐和能量來源就是他的妹妹，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能量來源，最后奔著希望去前進。所以結尾的時候，他們綻放出來的是由心而發的喜悅和振奮，那不來自于成功，那來自于幸福。”

《奇跡·笨小孩》是文牧野創作的又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現實主義題材也是文牧野一直堅持的創作方向，對他來說，現實主義就是電影創作的肥沃土壤，“現實主義，我更愿意把它命名成一個土壤的肥沃程度，我們說類型是花朵，你耕耘的現實土壤越肥沃，長出的花朵就越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