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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國覆蓋全球幾乎所有的重要經濟體、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經濟的85%，貿易規模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0%，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65%……從嶄露頭角，到當仁不讓地成為當下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政策協調平臺，G20的“蝶變”完成于過去的短短幾年間。

　　從危機中走來，在合作中發展。G20是全球治理最有效的模式之一，這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2017年7月7日至8日，G20峰會第12次會議在德國漢堡舉行。德國作為此次G20峰會的主席國，將會議主題確定為“塑造聯動世界”，并從三方面推動G20的工作：重構韌性、改善可持續性、承擔責任。

　　起源：危機的產物

　　如今，談起G20的歷史，人們自然就會想到2008年那場震動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臨危受命，進而崛起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事實上，G20的肇始也與一場危機有關。

　　1999年12月，G20在德國柏林召開首次會議，成員包括作為八國集團（G8）成員國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俄羅斯，以及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土耳其等11個新興國家和作為一個實體的歐盟。

　　彼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陰云依然彌漫，世界各經濟體心有余悸，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接踵而至。促進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的重要問題開展富有建設性和開放性的對話，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危機重演，成為G20成立的初衷。

　　時針指向2008年11月15日，美國華盛頓，G20首次領導人峰會在此舉行。無論是對于G20，還是對于整個世界，這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峰會。在此之前，G20會議主要由各國財長或各國中央銀行行長參加。

　　會議規格的大幅提升足以表明，這一次，擺在G20討論桌上的議題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棘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全球貨幣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世界經濟面臨巨大沖擊，如何同舟共濟，渡過難關？G20領導人峰會這個更高級別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成為解決問題的一個選項。

　　“可以說，G20是危機的產物。”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金融監管不力，貧富差距懸殊，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將發達國家潛在的制度性問題暴露無遺。要想解決危機，必須推動變革。如陳鳳英所說，“這場危機發生在華爾街，然而，發達國家或者說G7，已經沒有能力應對這場危機，他們知道必須借助新興市場的力量”。

　　當時，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已經愈加清晰：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興經濟體作為一股不斷崛起的力量，角色日益突出。

　　數據顯示，到2009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內生產總值已占全球的50%，貿易總量占40%，外匯儲備占70%。就在西方發達經濟體都被籠罩在危機的愁云慘霧之中時，新興經濟體卻為世界帶來難得的積極跡象。

　　“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升格為領導人級別會議的G20峰會，更能代表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如果G20成員國能夠相互協調，廣泛合作，那么應對世界經濟各種挑戰的能力就會大大增強。”

　　讓世界為之矚目的不只是新興經濟體不斷擴大的體量。“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在發展中取得的成功，也讓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治理的多邊機制意識到，可以吸納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陳鳳英說。

　　危機的催化和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現實需求，讓全球治理結構走到了變革的關鍵路口。G20領導人峰會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一年之后，在2009年9月舉行的G20匹茲堡峰會上，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和歐洲聯盟領導人共同宣布，G20將取代G8成為國際經濟合作與協調的首要全球性論壇。

　　作用：信心與“藥方”

　　發展至今，G20領導人峰會為國際社會合力應對經濟危機、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注入的動力之強勁、之持久，有目共睹。

　　“G20最大的作用是恢復信心。”陳鳳英說。

　　2008年底，面對急劇動蕩的全球金融市場，在發達國家幾乎束手無策之際，G20領導人在華盛頓峰會上鄭重承諾，加強協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和支持經濟增長，并呼吁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防止類似危機再次發生。

　　信心比黃金更可貴。這份全球協作共抗危機的意愿和決心對于當時脆弱的世界經濟而言，無疑是一顆“定心丸”。

　　之后，一系列具體措施相繼落地。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大規模金融救市計劃基礎上，紛紛出臺經濟刺激方案，各國央行還多次掀起聯合降息、注資行動，推動經濟復蘇。

　　效果很快顯現。在2009年9月匹茲堡峰會舉行之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預計稱，世界經濟走出衰退的速度可能快于之前預期。而在實現這一提速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十分突出。數據顯示，近10年來，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超過50%。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一數字更是達到70%。

　　此后，G20總是全球信心的主要來源。面對2009年底開始發酵的歐債危機，G20同樣沒有袖手旁觀，而是將其列為多次峰會的重點討論議題。2012年6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舉行的G20峰會就為解決歐債危機勾勒出具體的路線圖。

　　“如果沒有G20峰會，今天各國可能還沒有辦法坦然地坐下來，談論如何分世界經濟這塊蛋糕。”陳鳳英說。

　　在應對危機的同時，G20還給全球帶來一個更為可喜的希望，那就是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拉開帷幕。隨著世界經濟逐漸走出危機泥潭，進入復蘇節奏，G20峰會開始為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更為深層的“病根”開出藥方。

　　2009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發布宣言，將此前G7為促進金融體系穩定而成立的金融穩定論壇，正式更名為金融穩定理事會，并擴員至G20成員及相關經濟體和有關國際組織。

　　同年9月的G20匹茨堡峰會發表《領導人聲明》，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至少5%以上，并決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將至少增加3%的投票權。此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有序推進。

　　“G20領導人峰會這一機制形成之后，部分改變了全球經濟治理當中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話語權不平衡的問題，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有所提高，全球治理更能呼應各種類型國家的利益訴求。”沈驥如指出，這為世界經濟克服危機、實現復蘇提供了更大的動力。

　　近年來，G20持續推出多項穩定政策，為世界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G20新型全球治理機制已然走向世界前臺。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結束之后，拉美社就直言，G20峰會在尋找解決全球經濟問題有效方法的道路上，起到了引導正確方向的重要作用。

　　中國角色：引領與引擎

　　與以往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平臺相比，G20的最大特點是讓新興經濟體參與對話，不再只是少數發達經濟體壟斷話語權。而在這些新聲音中，最被關注與期待的，無疑是中國方案。

　　“在G20中，中國是一個頂梁柱，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陳鳳英認為，正如發達國家的代表是美國，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就是中國，中國這股崛起的力量，責任意識很強，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當年救危機時，中國不遺余力。之后每一次有問題、有爭論時，中國都會挺身而出，提出中國方案。”

　　的確，作為創始成員，中國一直以來都是G20中最為關鍵而活躍的“優等生”，始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在G20峰會中的發言，總是切中世界經濟弊端，號召共同應對，引發廣泛共鳴。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2013年9月5日，習主席在G20圣彼得堡峰會上明確表態，堅定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獨行快，眾行遠。”2014年11月15日，習主席在G20布里斯班峰會上呼吁，二十國集團成員要樹立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意識。在那次峰會上，習主席也表達了對G20的期許——要繼續做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培育全球大市場。

　　“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2015年11月15日，習主席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向與會者提出兩個亟須回答的問題：一是“怎么看”，要精準把脈世界經濟形勢；二是“怎么辦”，要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就業開出良方。

　　2016年的G20杭州峰會，更是中國擔當與中國智慧的一次完美彰顯。進入“后危機”時代，無論是G20本身，還是世界經濟，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面臨重大抉擇。而正是在杭州峰會上，G20開啟了由危機應急管理向全球經濟治理長效機制的重要轉型。由中方起草、主導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作為峰會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解決世界經濟增長所面臨根本問題的中國方案，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主張上升為國際共識。

　　“在杭州峰會上，中國的理念和倡議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同。特別是包容性發展，讓發展惠及所有國家和人群，而不是造成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和南北差距的擴大。中國提倡開放型經濟，促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從而創造一個更大的市場，使各國人民都有機會實現各自的利益。”沈驥如說。

　　“過去，G20討論的是怎么應對危機。而在杭州峰會上，大家討論的是如何加強治理，而且不僅是當下治理，還有長效治理。”陳鳳英指出，這是杭州峰會取得的一個最大的成功，也由此將G20帶到一個發展的新高潮。

　　如今，G20漢堡峰會正是在“杭州底色”上，在延續和發展杭州峰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落實全球經濟治理切實可行辦法。世界需要G20，而G20需要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