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們相約去買菜。
老人們使用公筷夾菜的一頓尋常“自助餐”。均楊書源 攝
朱榮林和老伴登門取經那一天，恰好遇到張阿姨的抱團養老試住聯盟解散。
家在杭州的上海老人張阿姨是“先行者”——她于2017年2月致電杭州當地報社，自發在社會層面征集，要在杭州131平方米公寓里探索抱團養老。引發應征熱潮之后，宣告“失敗”，兩位室友已陸續搬離她家。
78歲的中學退休英語老師朱榮林卻沒被嚇退。2017年5月，他和老伴王桂芬登報招募：要在自家位于杭州余杭區瓶窯鎮長命村的三層小別墅，與幾對60歲至70歲的老夫妻結伴養老。
短短數日，報名人數超過100對老夫妻。
2017年7月，6戶共11位老人入住；半年之后，入住7戶共13位老人，其間有小幅人員流動。最新這戶是2018年1月9日來的，66歲的退休電視編導蔣一純與妻子。戴著藏青貝雷帽、留著齊耳中短發的蔣一純說，要來開啟晚年生活的預備期。
采訪中，所有老人都清晰記得入住的準確日期，而所有老人在講述這里發生的故事時，也都將其融于看似波瀾不驚的生活之中。
或許，正是這種不自知的平常心，才是一場自發抱團養老的階段性成功標志。正如至今仍未放棄抱團養老念頭的張阿姨所言，這一次次抱團養老實驗其實就是生活本身，成敗不重要，重要的是從中發現當下老齡化背景下，老年人在不同階段不同程度的養老需求與真切心境。
選拔“考試”
蔣一純在半年里輾轉報名了好幾次。終于盼來朱榮林的電話時，他就像是拔得某次選拔考試的頭籌。
2018年元旦后朱榮林打來一個長達20分鐘的電話，告知：有人中途退出，所以請他和愛人“去聊聊”。
1月7日，蔣一純帶著愛人自駕前往。他決定把愛車作為日后抱團養老隊伍的代步車。沒想到，進出別墅的小路狹窄，直到結伴養老的幾對夫妻紛紛跑下樓七手八腳指揮，車才安穩駛入。
車開到一幢僻靜處的黃色小樓前。門前是小橋流水，門內庭院開闊，枇杷樹、柚子樹上隱綽可見繁密的果實。樹下是一方池塘，幾十尾金魚閃爍其中。小樓布局合理，幾乎每層都有3間臥室及獨立衛生間。后院一派喧鬧，20多只散養雞歡跑在小竹林里，看家小狗曬著太陽，兩畝菜地上種滿本地青菜……
這幢歐式風格鄉間別墅本是朱榮林的兒子2010年所建婚房。小夫妻住了3年后，因為每天通勤之路遙遠，決定回杭州市區居住，留下了老兩口和別墅。
老夫妻在大得能聽見回聲的小樓里，小爭執不斷，吃飯也常拿剩菜或速凍食品對付，一個禮拜里唯一能打起精神的時間，就是兒女周日回家的短暫下午。
老兩口還喜歡打麻將，無奈湊不成一桌，就“跋涉”到公路對面的自然村找牌友。可村莊又面臨拆遷，老兩口的愛好沒了著落。
2017年初，朱榮林攔著村長訴說“大計”：房子大，想找幾對老夫妻一起養老，麻將也能湊一桌。半年后，這句看似拍腦門的話，成真了。
5月10日，別墅迎來第一批應征的候選人，共5對夫妻10位老人。
“考試”實際上就是聊天。王桂芬在退休前是化工廠廠長，一頭干練的短卷發，面孔和善。她招呼人們談天說地，自己在一旁笑而不語，觀察他們的待人接物。
有人被淘汰了，原因顯而易見——王桂芬說，生活習慣特殊的，不要，因為怕日后不好相處；有抽煙習慣的，不要，影響空氣質量；以前當領導所以架子很大的，更是不要。
選拔有“硬標準”。“年紀盡量不超過70歲，以保證分擔家務時的安全和效率，另外一般要求夫妻兩人入住。”王桂芬說。
還有一些“私心”標準，沒擺到臺面上：優先考慮杭州人；盡量選擇獨生子女在外定居的夫妻。
王桂芬解釋，這并非是戴著有色眼鏡選人，眼下回頭看，恰恰是抱團養老得以維持半年的關鍵，“符合這些標準的老人，基本生活習慣相近，養老心態也相似”。
至于之前媒體報道的“會打麻將”標準，王桂芬笑答，那是玩笑話，“即使是打麻將，也不為爭輸贏，還是為了在娛樂中洞察人品”。
等到第一期抱團養老的名單確立，王桂芬請大家又到農家樂餐廳一聚。老人們用杭州話談笑風生，無人提出異議，6戶家庭就此敲定。
老葉夫婦被安排在一樓朝南大間，因為細心的王桂芬在第一次“面試”時就留意到一處細節：老葉痛風發作，有些一瘸一拐。
62歲的金阿姨和愛人老周住2樓。起初二人并未獲得“面試”機會，因為老周在報名時坦言妻子有點高血壓。金阿姨找到報社記者，反復解釋自己是“最輕的高血壓，最嚴重時也只要吃半顆藥”，依舊無果。他們決定主動出擊，循著不多的媒體線索，按圖索驥找了一周，總算由當地送煤氣的工人帶路找到別墅。金阿姨將心比心“自我推銷”，王桂芬面露笑意，拿出小本子請她留下聯系方式……
69歲的荷花阿姨是被“破格”錄取的。丈夫早在8年前去世，她整日泡在證券交易市場散戶室排解寂寞。為了通過報名，她填了兩個人的名字，直到碰面才吐露真相。王桂芬實在難以回絕，就騰出3樓朝南的棋牌室，改造成臥室。
“共享”生活
入住養老別墅的次日早上，蔣一純不到7點就起床了，這對于他的生物鐘是罕見的。到樓下時，習慣早起的老葉已像往常一樣，把眾人的粥和雞蛋煮得咕咕冒泡了。
因為職業習慣，蔣一純常年都在凌晨兩三點入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0點左右，雖知對健康無益但改不過來。未曾想，生物鐘被自然而然“扳了過來”。入住第一晚，看著一片安靜的樓上樓下，他不到10點就進入夢鄉，醒來神清氣爽。
蔣一純入住的是朝北小套房，開窗便是江南農村遠山近竹的風光。報到時他隨身攜帶物中有兩個文件夾，夾著歌譜、自創詩歌手稿、書法字帖。他想在此尋找一起在文件夾中挖掘樂趣的人。
早餐后他踱步回三樓房間，本想對著窗外練聲，卻聽見陽臺上隱約傳來練唱聲——原來住在對門的老范和他一樣，也是美聲男中音的發燒友。蔣一純興沖沖捧著樂譜跑到陽臺，兩人齊聲開唱。
蔣一純說，這就是自己來之前想象的“共享”生活。
這種經濟乃至生活理念的“共享”，在這場養老實驗中隨處可見。
早在朱榮林夫婦去張阿姨家取經時，張阿姨就苦口婆心勸導：經濟上一定要有共享規則，所以擬協議很重要。
別墅迎來第一批入住者時，老范提出頗多中肯的主張。王桂芬索性將協議的起草權交給老范，而老范所擬第一條就體現了對房東利益的尊重：“愛護房東家里建筑的一切設施設備以及園內的園林綠化，不得損壞，保持室內整體環境的整潔和衛生……”
更多“共享”理念，來源于集體嘗試。比如，中餐、晚餐現今都采取自助餐制，大家使用公筷和公勺將菜夾到自己的餐盤中再用餐。這是最近的創新，用來預防不必要的病從口入。
每個人用餐頓數不同，伙食費如何計算？答案是“寫正字”，早餐算一筆，中、晚餐各算兩筆，“正”字的多少也就代表了月底結算時的伙食費比例。
“總務長”老葉告知，這是“優化算法”，以前無論一天用餐幾頓都算作一天，眾人碰頭提出“不科學”后就改良了。
“菜的數量比人數少一個，保證菜不被浪費。”王桂芬是每日菜品的總協調師。至于每頓飯吃什么，是由值班的家庭征詢其他家庭意見后確定的。
老人們有值日表，每天買菜、洗碗一類的家務都由值日者完成。王桂芬每日在大門衣架的棕色小包里塞200元“買菜金”，輪值者背著小包去買菜，找錢依舊放入包中。一天餐食葷素搭配，每人均攤不足15元。
日常的水電費開銷，則月底統一結算。房東一家的用水用電量較大，所以王桂芬主動提出水電費分成7等份，他們倆支付其中兩份。
抱團養老之初，朱榮林與王桂芬就決定做公益，每間房月租不超過1500元，這筆錢用于支付廚師、小時工以及園丁的工資。半年多至今，夫妻倆分文未掙，反而倒貼了1萬多元。
即使如此，經濟上也并非時刻嚴格遵循“拼單”原則：餐廳里有一大壺可隨時取用的藥酒，是老范家拿來的，成本不低；王桂芬考慮到現有桌子不夠大，花了800元買來新圓桌；墻角堆著朱榮林夫妻種的柚子，其他人搬兩個進屋榨汁或是作為天然空氣清新劑，都不必知會；二樓的老周是網購達人，攢下一堆電子優惠券，別墅里不管誰要網購都會第一時間找他。
老人們和記者強調著同樣的話：一起結伴生活，關鍵是不計較。
迎來送往
當然，沒什么模式是能“兼容”所有入住者的。老人們在迎來送往之間發現，抱團養老絕非解決所有養老問題的萬金油。
在別墅里住了1個多月后，最為年長的一對夫妻婉轉提出離開的想法。妻子事后解釋：畢竟還是存在“代溝”，就像是20歲和30歲的年輕人，考慮的事情是不是差別很大？
“他們年輕的，總還是喜歡吃更生、更脆的食物。”更讓夫妻倆覺得遺憾的是，入住后發覺彼此“沒有那么多話好說”。“畢竟餐桌上的話題大多是打趣和寒暄，不太深入。還是少了聊得來的人。”
臨走以前，這對夫妻和老人們約定：周末常回來看看。
還有老人不得不經歷“小別”——幾個月前，金阿姨去天臺晾曬衣服時不慎摔跤，小腿骨折。老人們迅速上樓，把她送進市區醫院。她住院的一個多月，病房探望者從沒斷過，別墅里的老夫妻像是排了值班表一樣輪換著面孔出現。
2017年底，在珠海的女兒接金阿姨去廣東養傷，臨行前房東夫婦執意要為金阿姨夫妻設“年夜飯”踐行。各家各戶到齊了，王桂芬殺了一只自家養了很久、本想給兒女帶去城里的土雞，還去菜場挑了最肥的螃蟹。這頓飯算是宴請，沒有納入菜金賬單。
金阿姨懷著感激之情暫別，但在這個自愿結成的非營利養老聯盟中，一旦發生意外事故，究竟應如何處理和判定責任？老人們說起金阿姨的小意外，透露出一絲隱憂。
除此之外，別墅所擔負的養老及家庭生活的雙重功能，也是幾戶老人稍覺微妙的。
比如每周日朱榮林夫妻的兒女都會回家探望，為了給他們創造團圓氛圍，各家各戶常自覺呆在房間里，用電磁爐簡單做點面條；或是索性去市區，晚些再回來。這是老人們唯一覺得像是房客的短暫時段。
不過這兩種生活邊界存在的潛在沖突，也已因為朱榮林夫婦一雙子女的熱情支持而不那么尖銳——女兒將父母給自己安排的大套間改裝成了棋牌室和小的臥室套間。王桂芬也邀請所有入住者的朋友來別墅參觀吃飯。
朱榮林有個困惑：抱團養老由于老人的身體狀況和需求發展不同，有進有出的流動性是應該被正視的。在屋主純公益運作的情況下，能否有機制對入住空缺及時補位，以保障房主人的利益？
這件事，他覺得不該是自己來做，因為他沒有持續穩定的信息來源，也不能長期麻煩媒體。他想尋找合理的“中間人”。
建“養老村”？
現今，別墅房間已住滿，若要繼續探索抱團養老，他們還能做些什么？
數周前，朱榮林的妹妹病逝。想起她雖有子女陪伴卻談不上尊嚴和溫暖的最后時光，他更加感懷和珍惜自己所做的事。
抱團養老自發實驗，網絡熱議始終未散。鄰近有些村民動心了——各家房子都那么大，閑置房間也多，索性都來做抱團養老，形成“養老村”。這個倡議，甚至在村委開會時被公開討論過。
長命村本就是南方富裕村莊，家家戶戶都蓋起了造型現代的別墅，去年政府還斥資改善村貌、興建基礎設施。這是一個“有球場、有路燈”的小區式農村。
但反對聲隨之而來：村里人覺得朱榮林夫妻是在做公益，如果也要讓自己付出那么多，太過苛刻。
“我和老太婆（王阿姨）有城市生活的經驗，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和杭州市區來的老人有共同語言；再說房子的戶型，我們一個房間配一個獨立衛生間，無形之中減少了抱團養老中的矛盾，你說每家每戶都能達到這些條件嗎？”朱榮林問。
王桂芬大膽設想：別墅里當年建了多間獨立衛生間，正是為了滿足大家庭的居家養老需求，往后可請專業的醫護人員和家政人員上門服務。
但年歲與日俱增。真到了疾病纏身的那一天呢？王桂芬的回答很爽氣——即使有一天抱團養老的實驗不能繼續，這里依舊對你們開放。
其他老夫妻的回答也很開明：那就去養老院。
所有人都明白，這次抱團養老，放之于老年歲月長河之中，只是一個“不能一步到位的驛站”。
面對鄉間別墅里抱團養老實驗的初戰告捷，受挫的“先行者”張阿姨多少有些難以平復。“抱團養老就像談戀愛，矛盾和甜蜜都是通過時間慢慢表現出來的不是？”她反問記者。
“我還是堅持找獨居老人一起抱團取暖，我是不會放手的。”張阿姨很堅決。
“其實，抱團養老這件事上我真的不需要別人理解，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張阿姨說到這兒，語氣平緩了不少。
蔣一純神秘拿出小小的日記本給記者看。他每天記錄一行，1月7日那一天，他在記事欄里寫下一行小字：“下午去長命村朱老師家，決定先住下試試看。”
的確，一切故事都源于“試試看”。（記者 楊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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