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鮮花王國的鮮花路

凌晨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場。劉建華/攝

斗南花市里的賣花男。劉建華/攝

　　一粒種子也蘊藏著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化忠義把一些唐菖蒲的種球播撒在自家菜地時，沒想過有一天它們會長成一個總產值386億元的龐大產業。

　　那些種球是1982年，時任昆明呈貢縣農業局良種場場長的化忠義懷揣著省、市兩家種子公司開具的證明和介紹信，去廣東省佛山市買來的。幾個月后，他將開出紅花的唐菖蒲插在一個有水的小桶里，捆在自行車上，讓15歲的女兒化俊華到昆明尚義街賣掉。

　　化忠義的唐菖蒲，后來被認為是“斗南商品花卉種植的起步”。30年后，“斗南花卉”商標成為中國第一個花卉類馳名商標。

　　如今，斗南被譽為“亞洲花都”，是中國乃至亞洲鮮切花價格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在斗南背后， 2018年前三季度，云南全省花卉種植總面積達158萬畝，全省鮮切花總產量達80.5億支，花卉綜合總產值386億元，從業人員上百萬。

　　2018年12月17日，《No.1亞洲花都——昆明斗南花卉產業發展口述史》（以下簡稱《口述史》）出版發行，這本由昆明市文史研究館編撰的圖書與安徽小崗村農村改革口述史一起，被中央文史研究館列為改革開放40周年口述史叢書全國重點選題并收藏。

　　“口述者們用親身經歷講述了一個事實：是改革開放讓斗南花卉產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讓花農在市場經濟中，從不知道知識產權為何物到學會尊重知識產權，并與科研人員一起推動了花卉的科技創新。”《口述史》專家組組長、昆明文史研究館館員徐啟亞說。花是不能吃只能看的東西，如果不是人均GDP超過8800美元，誰能設想云南的鮮切花產量在2017年達到110多億枝。

　　“斗南花卉的發展，印證了中國40年來從窮變富、從油鹽柴米到享受精神產品的變化。”他說。

　　“花卉工廠”帶來的科技啟蒙

　　化俊華回憶，他們家剛開始種唐菖蒲的時候，村里人都不理解。 那個時候，“鮮花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后來，促使他們去種花的原因是“窮”。

　　地處高原的云南，有強烈的紫外線、遼闊的適宜土壤，是全球最適宜花卉生長的區域之一。瀕臨昆明滇池的斗南村，土地肥沃，氣候溫潤，大片的平壩和河谷全年都能種植花卉。

　　但是在1950至1980年間，斗南村主要種植糧食和蔬菜。在統購統銷時代，蔬菜每年按指標上交后，村里每個勞動力每天掙的工分只有8角，人均年純收入200元。

　　1982年，云南全面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土地包產到戶，讓農民有權選擇在自家田地種什么。

　　當時在外做建筑生意的華明昇，聽從了一個在昆明賣花朋友的建議，去云南省林木種苗站買了90元的唐菖蒲種在自家地里，后來這些花賣了150元。

　　“當年3分地的菜只能賣幾百元，而3分地的花可以賣到1000元左右。” 靠種花一年就成了“萬元戶”的華明昇說。

　　如今，華明昇與3名股東共同經營著一個400多畝的大花蕙蘭農場，年收入500多萬元。

　　在化忠義、華明昇等人的帶領下，幾年間斗南的土地上全部改種了鮮花。1999年，斗南的鮮花種植從最初的0.3畝發展到2589畝。斗南花卉市場日上市鮮花120萬～150萬枝，高峰時達300余萬枝。

　　撬動這塊土地的，除了政策還有科技。《口述史》作者之一、昆明文史研究館館員王曉潔說，采寫此書的過程中發現，剛開始，斗南農民用種菜的方式種花，后來是一群科研工作者來到田間地頭，把鮮花變成一個大產業。“他們是一個過去被新聞媒體忽略的群體”。

　　據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以下簡稱“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長呂春朝回憶，1979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后，他開始設法轉手從荷蘭引進香石竹，還借鑒國外經驗栽培。

　　昆明植物所研究員的胡虹培育的勿忘我、滿天星曾一度是斗南的標桿產品。農民告訴胡虹，一筐滿天星可以換回一臺彩電。胡虹聽了嚇一跳，“那時彩電在我們心中可還是奢侈品的代名詞。”

　　1986年，昆明植物所研究員魏兆祥從日本引進設施和栽培鮮切花技術，用云南省科技廳提供的120萬元項目經費，在昆明植物所的后山上，建起了一個占地20畝的“花卉工廠”，培育香石竹、滿天星等花卉種苗。

　　盡管“花卉工廠”只存在了7年，10位在“花卉工廠”工作過的科研人員，如今有3位已經去世，但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花農們都對“花卉工廠”念念不忘。

　　華明昇常常從斗南村走到呈貢縣城，然后坐中巴，換公交車，輾轉來到位于昆明盤龍區郊外的昆明植物所。這位主動找上門來的年輕人，“正合了魏兆祥的心意”。他無償提供香石竹種苗，讓華明昇用兩分地來種。

　　呂春朝曾跟著魏兆祥多次去斗南，他們幫華明昇整地、栽苗，教他用竹子搭建大棚以及施肥和管理。“那時的塑料大棚比較矮，人要彎著腰才進得去。”這兩分地的香石竹，當年賣了6000多元。

　　在農民眼里，魏兆祥“任勞任怨，不要任何回報”。華明昇記得，只要農民遇到問題打電話，魏兆祥第二天一定會到斗南來瞧瞧，告訴他們怎么辦。那時斗南沒有餐館， 趕到飯點魏兆祥就在他家隨便吃點什么。

　　“那時花卉科研薄弱，積累太少，花農要解決的問題太多，逼著我們查資料、摸索分析，然后再教給農民。”曾在“花卉工廠”工作的昆明植物所研究員張石寶說，科研人員提高了農民種植的技術水平，同時，花農的積極性也推動了花卉科研的發展。

　　“可以說當年每一項花卉科研的突破，都是農戶和我們共同完成的。”他說。

　　作為最早進入斗南的農業科學家，如今在網絡上幾乎查不到更多魏兆祥的資料，但華明昇至今仍記得，30年多前，魏兆祥就意識到未來市場對花卉發展的需求。他記得魏兆祥說過，“花卉一定會形成大產業。”

　　“聽說是斗南來的，都爭先恐后地買我的花”

　　目前，全國95%的花卉采購商云集斗南。斗南花卉產業園區有2.5萬人就業。

　　“花卉交易中心花花世界主場館里，只要有1個攤位騰出來，至少有10個人等著要。”云南斗南花卉產業集團副總裁董瑞說。

　　這個市場是一點點闖出來的。1993年，因為昆明市場需求量有限，斗南鮮花開始過剩，最便宜的時候，兩枝花才賣1分錢。村里一批年輕人決定到北京、上海、廣州去尋找新的市場。

　　那一年7月4日，15歲的魯紅偉用一張72元的票，坐了72小時的火車到達廣州。當天，這些花讓他賺了20元。如今已是斗南花卉協會會長的魯紅偉認為，這20元是他的“第一桶金”。

　　在廣州的11年間，魯紅偉從一天賺20元到兩小時賺200萬元。廣州出現了一條“斗南鮮花街”。

　　“我們當時有二三十人，最多時60人。” 54歲的莫柳林回憶，他們全部住在廣州芳村的簡陋旅社，20元一天，幾個人一間，睡的是高低床。每天從機場提來的花就放在床底下或床上，人和花各占一半。

　　那時，每兩三個月就要有一個人回家，把大家存在銀行里的錢帶回去。一兩百萬元，用報紙包好，再用膠帶封起來，寫上名字。一開始，他們用麻袋把這些錢裝起來，后來他們才學會用包或行李箱。

　　闖市場的農民對花的認知非常精細。“勿忘我的藍色要藍到和色卡一樣準確，穗子多長、延體多高、每一株多重，他們都能說得很細。”胡虹說。

　　在與農民的交往中，胡虹發現，農民是“不講情面的”，如果提供給他們的種苗不好，他們就來退苗，要求還他們的定金。“農民要求我們精益求精。”

　　“市場的要求比我們想象的要高，如果技術粗糙是支撐不了產業發展的高端需求的。”

　　曾挑著擔子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走街串巷賣花的張耀春，1996年才到廣州去賣花。他記得，“到廣州后，聽說我是斗南來的，廣州人都爭先恐后地買我的花。”

　　僅僅10年，斗南就有了名氣。購花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入這里。

　　現在，斗南村已改為斗南街道辦事處。查閱資料可見，“斗南常年外出務工人數0人，外出務工收入0.00萬元。”介于昆明老城與呈貢新區的斗南，在多次城市規劃調整中，一直作為農業園區保留至今，沒有變成商業區。

　　這塊曾經賣菜的土地上，2018年有了交易總額12億元的兩個花卉拍賣中心，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拍賣交易中心。交易總額53.6億元的斗南花卉批發市場，成為我國最大的專類花卉批發市場。

　　用市場的力量保護知識產權

　　1元、0.9元、0.8元、0.7元……6個拍賣鐘上紅色的價格不斷地跳動，李雯碧緊張地盯著屏幕，當她要購買的花出現在大屏幕上時，她要在3秒內按下按鈕，否則會被其他買家買走。

　　“拍花的時候心都要跳出來了，特別有好品種出現時，你不能耽誤，耽誤幾秒鐘花就不見了。”在拍賣市場做了16年購買商的李雯碧，18歲就到斗南買花再販賣到昆明去賣，20多年來，她的鮮切花批發生意越做越大。有一段時間，她專門為人民大會堂供花。

　　每天下午3時，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以下簡稱“昆明花拍中心”）的兩個拍賣大廳、900個交易席位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花卉批發商都會像李雯碧一樣聚精會神地盯著交易鐘，以平均0.001秒的手速，拍下他們看中的鮮花。他們每天完成300萬～350萬枝的花卉交易。這里決定著全國乃至東南亞各地第二天花卉市場價格的走勢。

　　昆明花拍中心總經理張力介紹，花拍中心作為中國第一個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不僅是一個斗南花卉進入國際市場、與國際接軌的平臺， 更重要的是解決了種苗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

　　張力介紹，培育一個花卉新品種通常需要5至10年的時間，投入了大量的經費和研發人員的科技創新，每一棵種苗都有知識產權。

　　30多年前開始種花的花農并不知道什么是知識產權，靠自己扦插繁殖來降低生產成本。

　　“一個玫瑰新品種8年才培育得出來，但花農拿來后一段一段剪下插在土里就擴繁了。”張力說，一棵玫瑰的專利費是8元，自己扦插繁殖的玫瑰只賣5角。高昂的專利費成為了花農無法逾越的經濟障礙。

　　2000年，昆明舉行首屆國際花卉展，國外一些育種家帶著新品種來參展，但這些品種很快就被“山寨”了，國外育種商拿不到1分錢專利費。

　　由于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國外育種商對中國進行了封鎖，不讓新品種進入中國。前些年斗南種植的玫瑰，大多是專利期已過、被歐洲淘汰了20多年的品種。

　　“當時我們去歐洲，外國人跟我們講的都是知識產權保護。有的育種商聽說是云南來的，甚至不接待我們。”張力說。

　　為解決這個痛點，昆明花拍中心提出了“用市場的力量來保護知識產權”。即育種商、花農、拍賣市場簽署三方合作協議，拍賣市場從國外引進品種，然后提供給農戶，農戶生產出來后送到拍賣市場交易，通過每筆交易扣下10%的專利費，分期支付給育種商。

　　但這一方案一開始應者寥寥，花農、花企、花商大多不愿為這一從沒有任何地方采用過的方法承擔風險。

　　而且彼時的花拍中心還在經歷冷場和虧損。2002年12月20日，中國的第一場花卉拍賣在花拍中心開拍時，有的花農從100公里以外的玉溪市把花拉來，有的花農租車敲鑼打鼓插著彩旗把花送來。

　　張力當時擔任首席拍賣師。他記得第一天的拍賣結果非常“不堪”，60萬枝花，全部以0.3元的低價拍出。有些買家將拍到的花拿到旁邊的對手市場去賣，0.4元一枝，賺了1000多元。

　　第二天，拍賣市場的花從60萬枝下降到30萬枝。后來最少的時候，拍賣市場一天只有幾萬枝花。在此后的5年間，拍賣市場的價格一直比對手市場的低。

　　但即使如此，拍賣市場也沒有放棄對農民的說服，同時他們不斷從國外篩選引進新品種來測試，并從中選擇出一些向市場推廣。

　　2013年年底，昆明的一場大雪使玫瑰產量下降了50%，眼看2014年情人節的玫瑰將供不應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些消息靈通的花商立即辦了簽證前往荷蘭、肯尼亞采購玫瑰。盡管進口的玫瑰價格不菲，但在情人節當天全部賣光。這個信號讓敏銳的花商發現，品質好的鮮花有極大的消費市場。昆明花拍中心儲備的新品種受到了購買商的關注。

　　“在這個公開透明的平臺上，蝴蝶效應顯現了出來。”張力說，消費者喜歡新品種，批發商就關注新品種，市場價格一高，農民就愿種新品種。這就是市場的感覺。

　　經過10余年的努力，昆明花拍中心自創的收取專利費的方式得到了市場認可。如今，已有10余家國內外育種商、2.5萬多戶種植商、3100多戶購買商加入了昆明花拍中心的合作體系，70多個新品種得以推廣。

　　2017年，花拍中心為國內外育種商代收專利費840多萬元。張力分析，2018年代收專利費達1400多萬元。

　　“這一方法極大地扭轉了國外育種商對中國不尊重知識產權、不保護知識產權的印象。” 張力說，“現在我們去歐洲，一些育種商會主動邀請我們去看種苗。”

　　品種是花卉行業的制高點

　　2018年，一款投入160萬元、4年才研發出來的名為“金輝”的玫瑰，在云南推廣種植了1000余畝，年產量5000萬枝以上，收取專利費近200萬元。

　　色澤亮麗、紅邊橙色的 “金輝”，是用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董事長段金輝的名字來命名的。它一直是花卉拍賣中心的爆款，價格是普通品種的2倍。

　　當過鐵匠、開過貨車的段金輝，2005年3月開始在家鄉云南玉溪市通海縣種下10畝玫瑰。10年后，他所創辦的云秀花卉公司與云南省農科院共同選育出3個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玫瑰新品種。

　　在云南省農科院花卉研究所副所長李坤崇看來，“品種是整個花卉行業的制高點，對花卉產業來說是兵家必爭之地。”

　　他說，盡管近年來國內新品種研發的速度增快，但目前國內90%的品種，還是要依賴從荷蘭、以色列、德國、法國等花卉種植大國進口。要使用這些品種就要支付高昂的專利費。花卉產業發達國家由此獲得了高額的利潤，并控制著世界的花卉貿易。

　　搶占制高點，成為近年來云南各科研機構和花卉企業的主攻方向。

　　李坤崇介紹，云南省農科院花卉研究所利用7個國家級、7個省級研究中心和創新創業共享平臺，支撐服務了10多家傳統觀賞園藝企業向創新型企業轉型升級，其中10家企業成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目前，已有50多家公司和團隊入駐他們的國家級眾創空間。

　　昆明植物所也在研發上持續努力。

　　20年前，植物學家在云南怒江和文山發現了極為珍稀的杏黃兜蘭和硬葉兜蘭，這兩個后來被稱為“金童玉女”的野生兜蘭，在香港的展覽上獲得大獎，引起轟動，

　　“那幾年國外大量來收購，老百姓都快把云南的野生兜蘭挖光了。” 張石寶說。

　　經過18年的攻關，胡虹、張石寶帶領的研究團隊把野生兜蘭馴化成了商品花卉，把在野外4年才開花的兜蘭調控到2年3個月開花，打通了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技術的全產業鏈，保護了野生資源。2018年，100萬盆兜蘭銷往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給企業帶來了上百萬元的利潤。

　　科技并非沒有風險。“花卉跟時裝一樣，是一個時髦的商品。”李坤崇說，一個品種經過10年才培育出來，流行3到5年就可能被更新換代，因此科研人員必須了解消費需求。

　　李坤崇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電商的貢獻不可小覷。他們不僅挖掘出了新的市場，還挖掘出了消費者的需求。甚至細致到消費者喜歡什么顏色形態味道。

　　2015年5月，兩名80后青年在上海創辦了一個叫“FLOWER PLUS花加”公眾號，經營云南花卉。僅僅兩年多， “花加”已受到了1200萬人的關注。

　　據公司副總裁、花加電子商務云南公司總經理張宇提供的數據，2018年，花加采購鮮花3.6億枝，直接銷售到全國200多個城市，全年銷售額10億元。

　　目前，與“花加”常年合作的花卉種植戶近1萬戶，其中簽訂合同的1000多戶。

　　“在后臺龐大的數據庫里，我們70多人的研發團隊會從中分析出客戶的需求，然后再用市場需求的產品去指導與公司簽約的農戶的種植。”張宇說。

　　“有位電商告訴我，他們進口的一種芳香玫瑰，能賣到20多元一枝。” 李坤崇說。在此之前，由于玫瑰的芳香會消耗能量，瓶插期會因此縮短2～3天。所以育種過程中，玫瑰的芳香基因被去掉了，使得玫瑰不香。

　　根據電商的信息，花卉所于3年前引進了法國一家花卉公司的芳香型玫瑰品種，在云南瀘西縣采用高效環保生產，產品專供電商，電商直接賣給消費者，形成一個產業鏈的閉環，既保護了知識產權，也使種植商和銷售商的利潤最大化。

　　2017年1月24日，除夕的前兩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來到斗南花卉市場。那天晚上，總理用20元買下了兩把非洲菊。

　　在與花農、花商的交談中，李克強總理囑托：“我們要向世界第一邁進，我們要做到真正的世界第一。”

　　“總理說的‘世界第一’，我的理解是，不僅要做到規模上的世界第一，更要做到研發實力上的世界第一。”云南省農科院副院長王繼華說。（記者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