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節期間,鄒凌(左)在海拔4000多米的玉樹地震災區甘達村看望79歲的藏族老人尕旦增。受訪者供圖

　　3月5日,作為漁子溪村第一書記的鄒凌(左一揮手者)正在給村民開動員大會。記者江毅攝

　　2019年春節期間,鄒凌團隊在汶川地震震中的映秀鎮漁子溪村舉行“壩壩宴”,十余年來,鄒凌和團隊成員堅持每年春節都在漁子溪村度過,通過舉辦春節晚會、“壩壩宴”等形式,鼓舞人心,幫助群眾走出災難陰影。受訪者供圖?

　　53歲的鄒凌,說話慢條斯理,一米八幾的北方漢子,卻給人一種很“安靜”的感覺。他身邊一直帶著一雙舍不得穿的鞋墊:白底、紅花、綠葉,一看就是手工羌繡,左右分別繡著“好人”“平安”四個字。

　　自從2009年春節,汶川地震震中的映秀鎮漁子溪村94歲的高勝地大娘,把這雙自己繡了半年的鞋墊交到鄒凌手上,11年來它一直陪伴著鄒凌這位民營企業家黨員和他的團隊,輾轉25萬公里,奔走于汶川、玉樹、舟曲、魯甸、蘆山各災區,扶危助困,傳遞黨的聲音。

　　千里馳援

　　當群眾問這些操著外地口音的漢子從哪里來,胸前佩戴黨徽的鄒凌微笑著說:天津來的,黨派來的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舉國哀痛。身為退伍軍人和黨員、時任天津泰達藍盾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的鄒凌坐不住了,召集企業黨員迅速組成救災小分隊。

　　出發前,鄒凌坦言,此去危險重重,絕不勉強。然而,公司沒有一個人退縮,大家都以出差的名義,瞞著家人趕往災區。

　　鄒凌至今還記得,2008年5月17日,他趕到漁子溪村時看到滿目瘡痍。這個村子就在震中映秀鎮旁邊的山坡上,240多戶人家幾乎家家都有人傷亡。腳下是余震不斷的土地,眼前是殘垣斷壁的村莊、驚魂未定的村民。

　　鄒凌二話不說,拉著隊伍就找到了漁子溪的村委會。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帳篷里,兩個黨支部的牌子豎在一起,所有黨員在黨旗上簽字,佩戴好黨徽。在廢墟飄揚的黨旗下,聯合黨支部向周圍群眾鄭重宣誓:“有我在,不落下一個人”。

　　宣誓的手還未放下,所有人淚水已奪眶而出。為給偏遠山區的受災群眾送去食物,鄒凌小分隊每人都背著沉重的物資,許多地方連路都沒有了,大家只能手足并用地爬行。在余震落石不斷的山間,鄒凌總是沖在最前面,連續奮戰20多個日夜,即使暈倒在廢墟,醒來依然如戰士般轉戰各處。

　　當有群眾問這些操著外地口音的漢子從哪里來,胸前佩戴黨徽的鄒凌微笑著說:天津來的,黨派來的。

　　2009年除夕,大災后的第一個春節。當時的漁子溪村,幸存下來的人們住進了救災帳篷,但家沒了,不少人的親人連尸首都無法找到。每逢佳節倍思親,漁子溪人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漁子溪村的山坡下,一座地震遇難者的公墓,成了人們寄托哀思的地方。

　　作為聯合黨支部負責人之一的鄒凌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村民的情緒讓他感同身受:當年12歲時母親去世,他的第一個春節也是這么難受,是村里人給自己過的年。

　　鄒凌掏出手機,給遠方的哥哥打了個電話:往年除夕都是我給母親磕頭。今年除夕,我想給這里去世的親人磕個頭。

　　放下電話,這位高大的北方漢子雙膝落地,朝著公墓重重地磕了下去,全場哭聲一片。這一頭,深深地磕進了大家的心里。漁子溪村不少村民至今對此記憶猶新:看著這個大漢跪下的那一刻,我們真的感覺成了一家人。

　　從那時開始,每一個除夕,鄒凌都在漁子溪度過,組織村民排演節目,驅散陰霾。任何村民有了困難,鄒凌都會全力幫助。這里已經成了鄒凌的第二個家。

　　記者隨著他在村子里轉悠時,10歲的劉美惠和馬欣怡正好放學路過,“鄒爺爺!”兩個小朋友一臉驚喜地跑過來一頭扎進鄒凌懷里。

　　“我剛到這里時,村里好多小孩都沒出生,一晃眼他們都喊我爺爺了。”鄒凌感慨地說。

　　見到鄒凌,今年90多歲的雷奶奶本來有些老花的眼睛突然放出光:“你又來了哇,怎么咳嗽了?是不是感冒了?”隔壁鄰居告訴記者,老太太經常會把自己舍不得吃的東西留下來,就等著下一次見到鄒總的時候給他。

　　2012年,鄒凌接到漁子溪村曾經的老村主任馬錫章的電話:老鄒,我得了白血病,可能活不了多久啦,也不知咱倆還能見最后一面不?

　　抗震救災時,鄒凌和老馬住一個帳篷。老馬一把年紀了,每天晚上圍著村子轉,提醒大家防火防盜。

　　“這樣的好人,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等死。”鄒凌聯系醫療專家連夜趕到村里,后來又專程把老馬和家人接到天津進行治療。

　　老馬的愛人王秀萍回憶:“治療花費巨大,全都是老鄒自掏腰包。到最后我們自己都想放棄了,讓老馬留口氣回家吧。但是老鄒一直堅持,兩周后真的出現了奇跡,老馬好起來了。”在死神手中撿回一條命后,鄒凌又每年定時往老馬兒媳婦卡上打錢買藥,直到去年老馬騎車發生意外去世。

　　“馬錫章這6年的命,是老鄒給的。”王秀萍抹著眼淚說。

　　雪中送炭

　　“我是苦日子里過來的,趕上如今這個好時代,讓好人都過上好日子是我的心愿”

　　十余年如一日,將千里外的一群原本素不相識的人當做親人一樣對待,究竟需要一種怎樣的情懷?或許在鄒凌的成長經歷中能找到部分答案。

　　1966年,鄒凌出生于天津與河北交界處的農村,家里條件不好,他是4個孩子中的老幺。父親長期患病臥床,靠著母親種地拉扯著一大家子人。

　　青少年時代的幾件事情讓鄒凌刻骨銘心。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時興照相,但一張得花2毛錢。母親為難了半天,最后一咬牙說,這個月家里不吃醬油了,讓你照個相。

　　“當時3個同學一起去照相館,大家都窮,我想了個點子,3個人照個合影,每個人站開一點,洗出照片來再裁成3張,一共只花2毛1。我得意地拿著省下來的1毛3分錢回去給母親邀功,結果她一把抱住我大哭起來,說父母沒本事,讓孩子受苦。實際上那個時候,整個國家都窮。”

　　七八歲時的鄒凌已開始幫大人分擔生活重擔。家里一個月能攢下一籃子雞蛋,鄒凌拎著走上10里地到附近鎮上偷偷地賣,賣掉后家里才有錢吃鹽吃面。“那會兒沒有市場經濟,賣個雞蛋都算‘投機倒把’。”

　　鄒凌記得,總有一個戴著紅袖章的老頭來追,追上了就把雞蛋一個一個摔碎在地上,鄒凌只能在一旁大哭。

　　直到有一天,鄒凌又偷偷賣雞蛋時,遇到一群小混混來搶雞蛋,那個戴紅袖章的老頭又出現了,一聲大吼搶回了雞蛋,趕跑了小混混。

　　鄒凌一見到他又哭起來了,以為這籃子雞蛋還是保不住。沒想到老頭說:從今天起我不摔你的雞蛋了,國家有政策了,以后要賣雞蛋就到附近那個市場,每個月交1.3元管理費,想賣多久都可以。

　　“小時候我以為最壞的人就是那個紅袖章老頭,后來才逐漸明白,他其實也是個好人,不然也不會幫我趕走壞蛋。只不過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運綁在一起,沒有好政策,個人再怎么掙扎也沒用。”鄒凌說。

　　母親去世后,村里人輪流照顧鄒凌,上學、參軍、立功、入黨,后又“農轉非”,干過電焊工、砂輪工。在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后的第一個月,鄒凌又成了第一批停薪留職下海的公務員。

　　鄒凌坦言,成長經歷讓他明白: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緊密相連。沒有黨和國家的好政策,就沒有今天的他；沒有幫助過他的那些好心人,同樣也不會有今天的他。

　　“我是苦日子里過來的,趕上如今這個好時代,讓好人都過上好日子是我的心愿。”

　　漁子溪村黨支部書記馬道輝說,這幾年鄒凌在村里投資了許多項目。總投資400萬的棲溪山景旅游服務有限公司已經建好營業,為村里提供了15個就業崗位。計劃投資500萬的礦泉水廠目前已開始建設施工。除此之外,村上70歲以上的老人每天都有免費營養餐,鄒凌還要投資300萬從山下映秀鎮莞香廣場修一座300米長的電動扶梯到村里,方便村民出行和拉動旅游。

　　“這些項目的投資都是鄒凌自掏腰包,他真的是一個雪中送炭的人。”抗震救災時就認識鄒凌的映秀鎮黨委書記蔡代敏說,“10年前災后重建,我們這里大把賺錢機會,鄒凌卻只是默默地在背后出錢出力做好事,現在我們遇到轉型發展的瓶頸,鄒凌又拿出真金白銀幫我們發展產業。”

　　恩人變親人

　　“鄒爺爺是地震后這么多年來,唯一堅持到現在每年都會來這里的人。我們早就當他是親人了”

　　站在如今的漁子溪村往下望,山下是一排排白墻黑瓦建筑的映秀鎮,山上積雪已漸漸消融,村中許多農戶正笑著往新辦的農家樂搬家具,當年的滿目瘡痍早已換了人間。

　　親眼看著漁子溪的村民,從廢墟間的帳篷,搬進板房,又搬進如今風格統一的羌族民居,這變化讓鄒凌感到很欣慰,更重要的是,精氣神又回到了大家的身上。

　　事實上,在大災后的最初那段日子,漁子溪人也經歷過迷茫和低沉。村里不少村民經歷了家毀人亡,心情十分消極,對生活和未來失去了信心,一些人整日發呆,一些人成天在板房里打牌消磨時間。

　　“鄒凌到我們這里后,不僅給了村民很多經濟幫助,更給了大家心理和精神上的幫助。”馬道輝說,“鄒凌經常找村民拉家常、談心,鼓勵大家振作努力,才對得起全國的愛心幫助。他和村干部一起,讓村民逐漸走出了災難的陰影。”

　　村民蔣遠群和丈夫李家福在地震中失去了一雙兒女,原本是村里出了名勤勞的兩口子完全絕望。“他對我們家特別關心,經常開導鼓勵我們向前看。”蔣遠群已經不記得鄒凌多少次找她和丈夫談心,但可以肯定的是,鄒凌陪伴他們度過了最艱難的時間。

　　如今,夫妻倆已經有了一個9歲的兒子,日子過得越來越紅火。“是他讓我們這一家重新看到希望。現在每次見到他,我們都特別高興,覺得像見到了自己的家人。”

　　今年21歲的馬菁明是2008年被救出來的幸存者之一,鄒凌每年來漁子溪村,都會抱著他和另外兩個小朋友合張影。

　　“鄒爺爺是地震后這么多年來,唯一堅持到現在每年都會來這里的人。我們早就當他是親人了。”小馬告訴記者,“當年自己是被解放軍叔叔救出來的,鄒爺爺也當過解放軍。我立下愿望一定要像他們那樣做一個對社會、對別人有用的人。”

　　再過不久,小馬就要去深圳當一名消防員,盡管沒能實現參軍愿望,但同樣是戰士。“我一定不辜負鄒爺爺對我的期望。”

　　盡管是一位民營企業家,但鄒凌早在十幾年前就主動在企業建立了黨支部,并且十余年來一直以村企黨支部聯建的形式,幫助漁子溪村災后重建。

　　汶川縣委書記張通榮說:災后重建不光是物質的重建,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信念的重建。鄒凌給老百姓物質幫助的同時,以黨組織的形式開展各項工作,使老百姓感覺黨和國家一直在陪伴、關心著他們,也讓他們更愛黨愛國,實現了精神的“站立”,災后有了幸福感。漁子溪村從過去民風不良,愛上訪的“問題村”變成了遠近聞名、人人羨慕的“四好村”。

　　信仰踐行者

　　他去玉樹,從機場開始,周邊群眾就自發前去迎接,一路上獻上的哈達多達3000條。每次從漁子溪村離開時,村民排隊放鞭炮的隊伍延伸到幾里外的山坡下

　　鄒凌身邊有一只黑色尼龍公文包,邊角已經磨損了不少,常年在外,里面裝著不少藥品。

　　“這個包他用了十幾年。誰能想到這么一個民企大老板,這些年在全國災區投入的扶貧助困資金過了億,戴的手表才200塊。”鄒凌的團隊成員賀炯十分感慨,“他一直都是以一名黨員的標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跟著他做好事,心里踏實。”

　　實際上,除了漁子溪村,其他災區很多群眾并不知道鄒凌的名字,只是對一個戴著黨徽的大個子印象很深。有人問鄒凌,十來年每年都在外面過春節,堅持得很辛苦吧?

　　但鄒凌卻沒這么想過:看到好人過上好日子,我的心里就踏實,除了年歲漸長,翻雪山有些辛苦外,我心里是很高興的。我們戴著黨徽,做這些好事,老百姓不僅是說我個人好,更多的是說國家好、黨好,這是我作為一個黨員最自豪的。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鄒凌去玉樹的時候,從機場開始,周邊群眾就自發前去迎接,一路上獻上的哈達多達3000條。鄒凌每次從漁子溪村離開時,村民排隊放鞭炮的隊伍延伸到幾里外的山坡下。

　　舟曲泥石流災害發生時,年僅14歲的尚蕊麗全家8口人,就活下來她一個。從救災時起鄒凌就一直關注著這個女孩。2016年初,考上衛校的小尚遇到一個難題:學校開學時要開家長會,然而她已孤身一人。

　　彷徨無助的女孩鼓足勇氣給鄒凌發了一個短信,問他能不能幫幫自己。收到消息的鄒凌二話不說飛到甘肅,作為家長參會。見到鄒凌的那一刻,尚蕊麗淚流滿面,她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親人”。

　　作為一個企業家,鄒凌的業務遠拓海外,很早就在非洲贊比亞投資興業。他的這種“大愛”情懷,同樣飛躍重洋,為中國的國際形象贏得了贊比亞人民的交口稱贊。

　　贊比亞首都盧薩卡郊外的Open　Arms孤兒院,一有中國人到來,孩子們總圍攏過來比畫著大拇指,因為他們知道一個大個子中國叔叔“Uncle　Zou”長期幫助他們。

　　助養470多名孤兒；打下300口水井,解決6萬人飲水困難；擴建艾滋病醫院；保護部落文化；救助贊比亞籍員工親屬；教當地人種棉花,增加2000多個就業崗位……

　　一件件好事讓中國人的形象在當地不斷提升。賀炯告訴記者:鄒總經常給我們講,每一家中國企業、每一個中國人,走出國門就是“國家名片”。我們不僅要別人現在說中國好,還要10年、50年后還說我們好。贊比亞首任總統卡翁達對鄒凌高度評價:從鄒凌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非友誼的未來。聯合國前任秘書長潘基文聽說了鄒凌的事跡后,欣然為他題詞:社會公仆、合作先鋒。

　　張通榮也認識鄒凌十余年了,這些年鄒凌的奉獻張通榮都看在眼里:“這是一個真正用行動踐行共產黨員信仰的人。通過自己的成長經歷,鄒凌將對祖國的深情轉化為對這里老百姓的愛。他身上閃現的信仰的力量,感染著周圍所有人。”

　　“映秀災后重建已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個對外窗口。這些年也有不少外國游客到過這里,也提出過問題,為何中國能這么快在一片廢墟里建起新的城鎮,我總是自豪地告訴他們,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有我們的信仰,鄒凌團隊正是這種信仰的實踐者。”

　　采訪中記者深刻感覺到,特定的環境下,一個人的激情迸發也許并不特別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人的激情會慢慢消磨,唯有真正有信仰的人,才會在激情消退后,將一言一行化為無聲細雨,默默滋潤著人心。

　　2018年漁子溪村人均收入已超過2萬,當上村第一書記后,鄒凌將個人投資建設的村礦泉水廠股份無償分給247戶村民。“水廠建好之后,到映秀的游客隨時隨地都能喝上直飲水,未來我們還要整合汶川的特色農產品,進一步改造村里休閑旅游設施,漁子溪人的日子會越過越好。”

　　記者在漁子溪村采訪時,正趕上村民聯名給映秀鎮政府上書請愿:請求將鄒凌的戶籍遷入映秀。請愿書后面的簽名密密麻麻,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心愿:讓“恩人”真正變成“親人”。

　　聽到這個消息的鄒凌,神情既意外又自豪。沒有過多地猶豫,他點點頭,輕輕地說了聲:“好,遷吧。”記者江毅、軒玉玨、侯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