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生科技報國的彭士祿院士，是革命家彭湃的兒子，是我國科技界深居簡出的“掃地僧”

　　中國核動力事業“墾荒牛”的“澎湃人生”

▲彭士祿在家中接受采訪（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彭院士生日和女兒彭潔合影。受訪者供圖

▲彭士祿（前右二）在科研一線（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他的名字很少為外界知曉，他的事業卻改變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核動力事業“墾荒牛”。在他長期秘密工作過的四川基地，許許多多的老同志都是他的“科技鐵粉”“迷弟迷妹”。一輩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將畢生智慧都傾注于科技報國上

　　11月18日，在北京的一個醫院里，一個蛋糕，滿屏祝福，在女兒彭潔的陪伴下，彭士祿幸福地度過了95歲生日。這位須發皆白的老人抱著一個維尼熊，笑得像孩子一樣。

　　他的名字很少為外界知曉，他的事業卻改變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核動力事業“墾荒牛”。在他長期秘密工作過的四川基地，許許多多的老同志都是他的“科技鐵粉”“迷弟迷妹”。

　　他是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11月8日，第十三屆光華工程科技獎揭曉儀式在京舉行，彭士祿榮獲中國工程界最高獎項——“光華工程科技成就獎”，成為繼朱光亞、錢正英、徐匡迪、鐘南山、潘家錚、師昌緒、張光斗等院士之后，第八位獲得此項殊榮的科學家。

　　他是革命家彭湃的兒子，是我國科技界最為深居簡出的“掃地僧”，一輩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將畢生智慧都傾注于科技報國上。他初心拳拳，時刻牽掛著我國核動力事業，為之奉獻一切。

　　掌握人類智慧最強的火焰

　　且讓時光倒回到1958年。

　　核潛艇是世界大國最有效的戰略核打擊手段之一，擁有彈道導彈核潛艇的國家才稱得上是真正具備核反擊能力的國家。當時，核潛艇已經誕生，美國、蘇聯等先后擁有了核潛艇。

　　新中國遭受到核威脅、核訛詐后，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集體決定，上馬中國原子能工業。原子彈、氫彈和核潛艇這“兩彈一艇”，成為最急迫的安全屏障。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毛澤東的這句名言，至今仍銘刻在中國核動力設計研究院的陳列墻上。

　　1958年，中國研制核潛艇工程啟動，彭士祿受命主持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該工程和研制原子彈一樣被列為國家最高機密。

　　中國曾寄希望蘇聯給予核潛艇研制技術援助，但蘇聯沒有答應。1959年9月，赫魯曉夫到中國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毛澤東在同他會談時，再次提出核潛艇援助問題，卻被一口拒絕。

　　核潛艇研制涉及23個省市，2000多個單位，4萬多臺設備，哪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影響全局。當時受到極“左”路線的干擾，彭士祿頂著巨大壓力，立即將情況通過聶榮臻向周總理反映。中央大力支持，為核潛艇研制大亮綠燈，涉及哪里，一律以此為重，恢復相關科研生產秩序。

　　“研制核潛艇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政治！”彭士祿在大會小會上，一次次強調。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不提階級斗爭是難以想象的。臺下與會的人們都驚呆了，會后他們悄悄告訴了彭士祿的妻子：“他不怕有人檢舉揭發啊！真是膽大啊！”

　　他襟懷坦蕩，只認真理，只怕核潛艇事業不成功。

　　這種只認真理的風氣，迅速在科研領域轉化為生產力。1970年8月30日，彭士祿領軍建造的中國第一座潛用核動力裝置陸上模式堆啟動試驗，主機達到滿功率轉數，相應的反應堆功率達99%。

　　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

　　在糧食不夠、靠野菜充饑的年代里，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潛艇，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我國成功擊破了那些超級大國的核威脅、核訛詐、核封鎖，掌握了人類智慧最強的火焰。

　　這背后，隱藏著彭士祿等科學家幾代人怎樣的奮斗？

　　奮起世代忠烈 嘗遍百家辛酸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最堅定的戰士之一。

　　彭湃1896年出生于廣東海豐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917年東渡日本留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并經歷了“五四運動”。1921年，彭湃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到家鄉，辦教育、辦報紙，到農村開展革命運動。1922年7月，彭湃成立了海豐縣第一個農會，干革命燒掉自家田契，將家產分配給農民，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剪掉纏腳布、識字學文化，賣掉陪嫁的金銀首飾，把錢捐出來作為農會的活動經費。

　　1928年，海陸豐農民運動失敗，3歲小士祿的母親和父親先后被殺害，國民黨搞白色恐怖，到處搜尋彭湃后人，要斬草除根。

　　彭士祿現在依稀記得，在一個黑夜里，他們先是逃到了一個牛洼里去，待了一晚上，后來又輾轉到好幾個村里。后被七嬸帶去香港，再到澳門與祖母會合。

　　在澳門，一家人很困難，靠糊火柴盒維生。七叔彭述也是共產黨員，1931年把小士祿帶到了潮汕地區。地下黨組織把他送到了山頂的阿媽家，那時他才五六歲，后來又在山下的阿爸家住過。

　　再后來，他又住在韓江一帶的楊姓的爸爸家，準備等待合適的機會去瑞金蘇區。結果在去瑞金的路上，兩位帶他去的東江縱隊負責人犧牲了，小士祿由紅軍游擊隊隊長陳永俊帶回了自己家，由他的母親潘舜貞撫養，小士祿稱她為姑媽。在這里，小士祿待了一年。姑媽家很窮，但是姑媽一家和全村的百姓們硬是一起湊錢，把小士祿送去了學堂，讓他讀書受教育。

　　1933年陰歷七月十五日，國民黨反動派包圍了陳家，姑媽一家和小士祿一起被逮捕，押送到潮安監獄。由于年紀小，小士祿和姑媽一起住在女牢房，在這里他還見到了山頂阿媽——為了小士祿這個烈士后代，兩個媽媽都被抓進了監獄。

　　幾個月后，小士祿又被單獨押送到汕頭石炮臺監獄，在這里他被國民黨反動派列為小政治犯。在監獄門口，國民黨還給他照了一張照片，登在當時廣州的民國日報上，標注著“‘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目的是為了邀功。

　　那時，小士祿吃的飯里都是沙子、蟲子，他周身長滿虱子，沒有被子蓋，蓋一個破麻袋。一年后，他又被押送到廣州感化院，在這里小士祿差點病死，他發高燒，渾身打擺子，全身癱瘓，上廁所也要爬著去爬著回來。

　　他在感化院待了一年后被遣散，回到潮安當了小乞丐，跟著隔壁嬸娘乞討為生。不久后，他再一次被抓，關押到潮安監獄。后來，在地下黨組織和愛國人士的幫助下，他被祖母認領出獄，幾經輾轉，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那位記不住名字的阿爸對我很好，我看見旁邊人家種著潮州柑，嘴饞，阿爸便拿著打來的魚去跟人家換柑給我吃。”彭士祿曾深情地回憶，“從4歲成為孤兒直到延安，我在幾十位老百姓家里住過。他們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我一點也沒有缺失家人的那種親情和愛。我深深地感到老百姓那種深情厚愛，我就是工作一輩子、幾輩子都還不完這個恩情。”

　　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在延安，這批歷經磨難的紅色孤兒，終于有了安靜的書桌。彭士祿常常對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斗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要不好好學習，怎么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么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通過考試赴蘇聯留學。每一名留學生都知道，當時我國培養一名留學生所花的費用相當于培養國內25名大學生。大家都有一個信念：必須抓緊時間努力學習，學好本領，奉獻祖國。

　　彭士祿學的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全部是優秀成績。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正逢陳賡大將訪問蘇聯。陳賡把他叫到大使館，跟他說：“中央已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愿意嗎？”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學成回國，他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動力。蘇聯撤回援華專家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成為彭士祿和同事們的必然選擇。

　　1965年，數千名工程技術人員從全國集中到了四川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荒僻山谷。我國第一個核動力研發綜合基地就此誕生。

　　住“干打壘”的半地下室，夏天沒有空調，冬天沒有暖氣，沒有資料、沒有圖紙、沒有設備、沒有經驗、沒見過實物……這些困難阻擋不了人們報國的腳步。在完成第一代核動力陸上模式堆初步設計的同時，物理熱工、結構、應力、焊接、水力、化學、控制等15個實驗室的設計也相繼開展。

　　各研究所相繼搬入，科研人員和家屬登上悶罐車，許多人不知道去哪里，悶罐車停停走走，一個星期才到目的地。這里，生活區離工作區數十里地，沒有燃料，沒有蔬菜，子女入學、入托無門，只能被鎖在家中與小人書做伴……

　　當時，設備安裝十分困難。重達60噸的反應堆壓力容器，需十多輛汽車牽引，小心翼翼地翻越十幾公里山路；沒有大型裝卸設備，只能發動群眾推、拉、頂、吊，將其“挪”進廠房。

　　那時，設計隊以農村小學校作為立足點，男同志全部住在小學校禮堂，竹片床，打通鋪，與鼠蛇共住；女同志住在公社木樓角上。借兩間教室，作為設計室。點煤油燈，照明設計。伙食，自己辦。冬天陋室四面透風，不蔽風寒。

　　每天朦朧將曉之際，在萬籟俱寂中，用紙制的土廣播筒向山谷、盆地周圍農村喊播著時事要聞，女高音悠悠傳遍山谷。

　　地質隊帶來柴油發電機，晚上放電影，引來了滿山火龍，老鄉們都打著火把下山來看電影。這在山谷中是千年盛事。

　　有一次，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來四川基地考察。他進了山溝里，想給遠在日內瓦的夫人打電話報個“平安”，卻被告知沒有能通到國外的長途電話——這里打電話得經過地方郵局轉接，通話質量差，與北京通話都得扯著嗓子喊。

　　實干永遠出真理

　　生活的困難尚在其次，科研的困難才是百爪撓心。

　　“困難時期，我們都是吃著窩窩頭搞核潛艇，有時甚至連窩窩頭都吃不飽。糧食不夠，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時沒有電腦，就拉計算尺、敲算盤。那么多的數據，就是這樣沒日沒夜算出來的。”彭士祿回憶說。

　　當時，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知識都幾乎為零，他們“有學電的、有學化工的、有學儀表的”，無論在設計還是在建造過程中，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甚至發生激烈的爭論，就成了“家常便飯”。

　　各種爭論太多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出現這種情況，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為了驗證物理人員幾個月來手搖計算的結果，彭士祿與韓鐸、周明生、焦增庚、毛玉姣等人多次往返原子能所零功率堆上做試驗。為了在大氣壓等具體參數上取得準確數據，彭士祿和同事們通過國家工業技術大調查后，長期對參數和主方案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論證。

　　“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工程下馬，彭士祿還利用在中國科技大學兼職教學的條件，帶領韓一洽、潘系人、裘懌春、劉聚奎等技術人員，忍饑挨餓堅持在北太平莊搞科研。大家硬是憑著堅信核潛艇上馬的信念，“鉆進去，迷上它”，克服重重困難，在理論設計上突破了堆芯控制布置方案的設計。

　　他們著迷到什么程度？據回憶，有一次，為改善幾位單身漢的生活，彭士祿特意安排幾位攻關者到家吃餃子。吃飯前，夫人馬淑英手抓一把筷子擺上桌，幾位技術人員竟從馬淑英手握筷子的一瞬間獲得靈感，聯想到反應堆控制機構的突破。

　　因為被封鎖，一切靠摸索，爭論時刻不停。圍繞采用什么堆型形成的爭論，尤其尖銳。彭士祿綜合團隊意見，對國外資料和國內重水堆實地考察，經過認真計算、比較，提出一套在陸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設想。然而，這種設想被一些人全盤否定，力主把反應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祿據理力爭：“中國亙古至今沒建過核潛艇，核潛艇是何物？只有在國外發表的照片和公開出售的玩具上見到。如果沒有一個模式堆做實驗摸索，進行科學論證，心里沒底，是紙上談兵。陸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機，不是計算機模擬，而是真槍實彈，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應堆！”

　　兩種意見方案立即層層上報，經過激烈爭論和反復論證后，周總理表態：為核動力潛艇一次建成試驗成功，必須要建立陸上模式堆。

　　在核潛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艙內一體化布置和分散布置的問題上，又一次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彭士祿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技術，主張采用壓水堆，而一些人偏主張搞增殖堆和一體化布置，并說彭士祿的這一套是“爬行主義”，不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彭士祿認為：增殖堆理論上有，但不好控制，見水和空氣容易爆炸；一體化壞了一個小零件，都得把密封蓋打開修理，太復雜貽誤戰機。

　　最后，在錢三強的支持下，上級批準彭士祿方案。事實證明了彭士祿所提方案的合理性，美國、法國等制造的第一艘核潛艇都不是一體化布置，也不是增殖堆。美國第二艘核潛艇雖然采用鈉冷堆，但老是出問題，最后拆掉改成壓水堆。

　　1970年8月30日，中國第一座潛用核動力裝置陸上模式堆首次達到設計滿功率。彭士祿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裝備、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并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

　　將核能服務于社會

　　將核能服務于社會、實現和平運用核能的理想，是包括彭士祿在內的核動力專家的畢生心愿。

　　1982年，國家決定在廣東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建造內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項目，并成立廣東核電建設指揮部，任命彭士祿擔任總指揮。彭士祿再次披掛上陣，撲到我國首個商業核電站事業中去，為大亞灣核電站以及秦山核電站二期工程做出了突出貢獻。

　　參與其建設的老專家郭天覺曾撰文回憶，改革開放初期，廣東能源緊缺，電力經常“停三開四”。彭士祿講得最多的是“抓緊時間”“盡快保證廣東核電站建成，每一天就是100萬美元的利息”。他經常深夜與大家一起聊工作，問進展。

　　彭士祿說，他一生只干了兩件事：潛艇核動力、核電站。他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帶到那里。秦山二期核電站建設時期，彭士祿決定將“招投標制”引入工程建設。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頭腦中都有“計劃經濟”的框框，爭論很厲害。最后還是彭士祿拍板，堅持招投標制，大膽邁出了第一步。

　　他的每一次拍板，都拍出了速度，拍出了性格。但是，“大膽”并非有勇無謀，“拍板”并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么敢于拍板？他說：“有個秘訣，一定要用數據說話。”牢牢掌握實驗數據，是他大膽決策的科學依據。

　　還有人問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么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干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三七開，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干什么？”

　　他主持建立的核動力裝置主參數計算方法，在主參數選定、系統組成及關鍵設備的選型等方面有很強的使用價值，并可應用于壓水堆核電站。他對秦山一期核電站由熔鹽堆改為壓水堆的堆型選擇方案確定，起了關鍵作用；他提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撰寫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為大亞灣核電站的上馬打下了基礎。

　　恬淡自守的幸福

　　在彭士祿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

　　1991年，在撰寫中國導彈核潛艇的誕生歷程時，彭士祿的事跡才開始為人們所知曉。國內外很多人稱贊他是“中國核潛艇之父”“中國核電站創建人”，對此，彭士祿堅決反對。

　　“我聲明，核潛艇工程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是我個人的創造，是千萬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體努力的結晶。雖然前幾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的位置，基層傳說很多，說我‘是中國的核潛艇之父，可與美國核潛艇之父比肩’，對此絕不敢當，對我來說這是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祿曾無數次地對同事們說。

　　“我雖然在其中作了一些技術組織工作，參與了一些領導管理，取得了一些成績，也只能說，這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職責，黨對我有恩，是黨把我從一個孤兒培養成一個能為國防事業做點貢獻的技術專家，我知足了！請不要忘了，當時主要負責任的，除了我之外，還有許多基層的黨政領導，不能忘記他們，李毅、周圣洋所長、蘇萍政委、趙仁愷、孟戈非、李樂福、韓鐸、昝云龍、蔣濱森、沈抗……”

　　彭士祿永遠都忘不了李宜傳。李宜傳在陸上模式堆之前就割了一個腎，但仍然堅持在模式堆上，帶病工作，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最后犧牲在試航的核潛艇上……這些可敬的戰友，讓彭士祿止不住熱淚盈眶。

　　四川基地孤獨寒冷，卻被彭士祿稱為“四川老家”。原來身體好的時候，每見到四川老家來人，他都喜歡拉到家里喝上一杯小酒。他想念著四川老家的奮斗歲月。

　　“四川老家地方潮濕，喝點酒能驅寒。人們不了解核電，常擔心反應堆會爆炸。我還用高度酒和低度酒的比喻，說破了這個謎團！”彭士祿笑瞇瞇的，“核電站像啤酒，鈾含量約為39%；原子彈像酒精，鈾含量高達90%以上，酒精用火一點就著，而啤酒是點不著的……”

　　從1970年8月30日四川大山深處的我國首次核能發電，到如今“華龍一號”成為“國家名片”，我國掌握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首堆示范工程進展順利。核動力人用沉甸甸的奉獻，托起核動力，鑄起核電站，挺起共和國和平利用核能的脊梁。

　　這樣一位可敬又可愛的老人，能夠擁有他和他的同事們，是國之大幸，是我們的福氣。

　　祝彭老生日快樂！（記者 謝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