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剛察縣泉吉鄉寧夏村牧民達日杰懷抱一只小羊羔（11月12日攝） 張宏祥攝/本刊
脫貧攻堅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始終重視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問題，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把扶貧開發工作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黨的十九大之后，黨中央又把打好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決定性進展。2012年底到2019年底累計減貧9348萬人，貧困群眾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脫貧攻堅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國際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方案，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甚至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重大創舉。
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
共建“一帶一路”預計將幫助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將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發展中首次整體消除絕對貧困現象，足以載入中國生產力發展史，乃至中華民族和人類社會發展史?
馬塞力木終于不用被綁在土地上了。
今年6月，已經是脫貧戶的他賣掉5只羊，6000多元。現在，他家羊圈里有30只左右的羊。養這么多羊，這是過去不敢想的，因為沒水。
馬塞力木所在的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沿嶺鄉和平村，地處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匯處，平均海拔超過2100米。取水下溝上山、人挑畜馱，每家都有一個壯勞力被牢牢綁在水上。馬塞力木家吃水要靠他趕著毛驢去縣城拉，來回一趟少說一兩個小時。
當地把飲水安全作為“兩不愁”的保障重點，終于將水引上東鄉高高的山梁。去年，馬塞力木賣掉了毛驢。
馬塞力木正在見證的是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的反貧困斗爭。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持續向貧困宣戰，實施了一系列中長期扶貧規劃，累計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減貧人口數量居世界第一。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把扶貧開發工作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2012年底到2019年底減貧9348萬人。
今年是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絕對貧困將在中國歷史性地終結。
歷史最好減貧成績
11月23日，貴州省宣布剩余的9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至此我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
農村貧困人口也將全部脫貧。在12月2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歐青平表示，剩余的貧困人口正在履行退出程序，從目前情況看，到年底所有貧困人口也將全部退出。
“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黨對全國人民的莊重承諾，多年來通過系列卓有成效的舉措已變成現實。
貧困縣和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貧困群眾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3年至2019年，832個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長9.7%，比同期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個百分點。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
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有衛生室和村醫，10.8萬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99%，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98%。
勞動技能和積極性充分激發。不再受貧困束縛的脫貧者，可以干過去想干而沒條件、沒能力干的事情。很多貧困戶表示，要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更多的財富。
“還有更多溢出效應值得關注。”中國扶貧發展中心主任黃承偉說。
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以來，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涉農整合資金、易地扶貧搬遷和危房改造資金、政府債券、小額信貸、扶貧貸款以及社會扶貧資金逐年增加，年均投入過萬億元，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住房改造和產業發展，加上對上下游的拉動，扶貧投資實際帶動數萬億元社會總投資。
黃承偉說，這些資金顯著改善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條件，也帶動了非貧困農戶實現發展增收。從長遠看，農村居民收入增加必然促進地區消費結構升級，促進消費總需求的直接增加，對國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提供了空間，為拉動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廣闊市場和動力。
黃承偉認為，扶貧開發中不斷壯大的扶貧產業，有效增加了優質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不僅有利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已脫貧地區發展還能提供可持續的經濟活力和發展后勁。
此外，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角度，有專家指出，脫貧攻堅實踐和貧困治理進程中形成的相應制度安排、實踐策略和有效經驗，進一步完善和提升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創新案例和經驗示范。
業內專家表示，如果把貧困視為勞動對象，脫貧攻堅路徑方法方式作為勞動資料，黨及其帶領下所有向貧困發起總攻的人民群眾作為勞動者，那么三者相互作用消除的絕對貧困和解放發展的生產力，足以載入生產力發展史，乃至中華民族和人類社會發展史。
近日，云南11個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歷史性告別絕對貧困，實現整族脫貧。2018年，獨龍族整族脫貧，實現“千年跨越”。這是云南省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獨龍江鄉孔當村一景（10月31日攝） 胡超攝/本刊
加速全球減貧進程
脫貧攻堅也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中國減貧方案。
貧困不僅制約中國生產力發展，也制約著世界生產力發展。反貧困是人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共同奮斗目標。
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減貧被確定為第一個目標，貧困對世界發展的制約可見一斑。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發布的2017年《發展融資：進展與展望》報告也顯示，如果不加強國際合作和國家層面的行動，到2030年，全球仍將有6.5%的人口面臨極度貧困的威脅。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始終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持續開展一系列以農村扶貧開發為中心的減貧行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從減貧速度看，中國明顯快于全球。從2012年底到2019年底，中國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到2020年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完成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將提早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
從減貧數量看，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按照世界銀行1.9美元國際貧困線標準，1981年到2013年，中國已使8.5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中國貧困發生率從1981年末的88.3%下降至2013年末的1.85%，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在12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這是近8年的脫貧攻堅成績單，令世界刮目相看，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
從扶貧方略看，中國把扶貧開發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實施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通過“六個精準”“五個一批”，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對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等一系列問題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顯著提升了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最大限度激發了貧困戶脫貧的內生動力，也探索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為世界減貧事業提供了重要參考經驗。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眼下，中國經驗正毫無保留地與發展中國家共享，盡最大努力助其減貧，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新貢獻。
比如，中國設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在“東亞減貧合作倡議”“中非減貧惠民合作計劃”框架下扎實推進合作項目。中國在非洲援建24個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惠及50多萬當地民眾。中國也不斷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根據世界銀行報告，共建“一帶一路”預計將幫助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黃承偉說，中國在世界和人類歷史上創造的脫貧攻堅奇跡，將為世界反貧困事業注入強大信心，同時中國的減貧方案和減貧智慧，將為解決貧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難題提供中國方案，這些方案對于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擺脫貧困提供了一種嶄新選擇。
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黃承偉表示，脫貧攻堅這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偉大創舉，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脫貧攻堅，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矢志堅守社會主義本質不動搖。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新中國成立以來，從1978年變革土地經營制度，激活農民積極性，提高土地產出率，到1986年成立專門機構在全國范圍開展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開發式扶貧，到2000年之后開展整村推進扶貧，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把改善民生福祉作為目標，一代接著一代干，讓生產力大幅提升，讓貧困無處藏身，創造了令國際社會嘆為觀止的反貧困奇跡。
業內專家分析，西方國家的扶貧依靠福利政策，但不同政黨對貧困治理的態度不同，導致扶貧政策難以持續，很難斬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中國之所以創造了世界反貧困史上的奇跡，要歸因于我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始終堅守和接續奮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
脫貧攻堅，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
專家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的扶貧主要依靠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因不具備大規模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扶貧效果就很有限。中國將脫貧攻堅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務院專門成立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扶貧工作，又成立國家脫貧攻堅普查領導小組負責督戰，這些頂層設計既是動員全國力量投入脫貧攻堅戰的保證，更是我國戰勝貧困的決心宣示。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黨中央就作出決定，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截至2016年底，東部經濟發達的249個縣市區對口幫扶了西部354個貧困縣，落實援助資金160多億元，助推了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了東西部差距。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干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干部。
“這種全國一盤棋統籌考慮、大規模動員調度的能力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辦到。”黃承偉說。
奠實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根基
絕對貧困在統計意義上的消失并不意味著中國反貧困事業的終結。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規劃“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時強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這樣表述，在黨的中央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次。
脫貧攻堅作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項重大舉措，2020年完成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后，將進入到鞏固脫貧成果，提升脫貧質量的新階段。
這一階段的戰略性舉措將聚焦鄉村振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仇煥廣認為，鄉村振興是穩定脫貧攻堅成果、進一步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保障。
“只有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才能提高各類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進一步提高生產力。”仇煥廣說，只有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才能為實現“十四五”時期發展目標與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超前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促進鄉村振興做出部署，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相互促進指明了方向。
規劃特別要求認真總結脫貧攻堅經驗。仇煥廣認為，脫貧攻堅積累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堅持和完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并在此前提下構建完善的體制機制。“脫貧攻堅之所以成效顯著，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行之有效的體制機制密不可分。”
仇煥廣表示，這套體制機制可充分運用到鄉村振興之中。比如，鄉村振興可參照脫貧攻堅領導責任制，建立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縣委書記是“一線總指揮”，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鄉村振興的領導責任制，讓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還可參照脫貧攻堅工作機制，堅持實施“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要求各省區市黨委和政府每年要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展情況，以強化資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給，形成鄉村振興工作合力；另可參照脫貧攻堅考核機制，建立市縣黨政班子和領導干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績效考核制度，將考核結果作為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重要依據，確保鄉村振興戰略能夠落地生根。
規劃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緩解相對貧困的政策體系和工作機制，持續改善欠發達地區和其他地區相對貧困人口的發展條件，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增強脫貧地區造血功能。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認為，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目標的實現，我國農村的貧困將主要表現為相對貧困。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需要更加關注個體的致富能力和群體的致富機會，讓全社會堅持開展扶志扶智活動，提高幫扶實效；還需要更加注重城鄉融合發展、共同進步，使經濟和金融政策、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都能更好地適應鄉村發展需要，使農民在鄉村和城鎮發展中都能充分得到改善生活的機會。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站在新起點上，中國已做好了“預備跑”。（記者 劉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