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美貿易戰進入被升級階段。2018年7月6日，美國將對總額340億美元的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增加25%關稅。如何應對這一挑戰亟需理論的創新?

　　生產的不斷碎片化，從研發到銷售的生產過程全球分布，新的生產范式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產品貿易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代表兩國貿易的絕對主流；而知識為代表的無形資產貿易則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重要。

　　本文力圖對此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其分析結果證明美國在無形資產的國際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綜合考慮貨物和無形資產貿易后的美國對外貿易逆差至少減少大半。這個分析框架也說明美國需要國際市場來實現其先進技術、商業秘密、國際品牌等無形資產的價值。貿易戰導致的國際市場喪失、特別是失去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將是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此，若干年后，特朗普將為其發起的貿易戰而后悔。第一，它砍弱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引擎。第二，它徹底喚醒了一頭還在夢中的雄獅。

　　文章不僅僅是針對中美貿易，它是一個通用的理論框架。我們對全球化以及它的影響應該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基于此才能提出有效的政策和解決方案。

　　這個框架也可以拓展到其它研究領域，引入了無形資產貿易的概念后對我們傳統貿易視角帶來了極大沖擊。

　　它可以用來分析中美貿易逆差，也可以用來分析全球貿易失衡和其他的雙邊貿易關系。 這一新的理論框架對一些利益集團和個人的利益有觸動。因此它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

無形資產貿易與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國際貿易和貿易平衡分析[1]

傅曉嵐

牛津大學國際發展學院技術管理發展研究中心

　　- 摘要 -

　　本文旨在建立一個在不斷加劇的經濟全球化、生產碎片化、無形資產貿易背景下，包含產品貿易、服務貿易和無形資產貿易的一體化國際貿易統計測度框架，并將這個框架用于分析國際貿易不平衡問題。通過深入討論五種無形資產貿易的模式，本文提出了一個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國際貿易統計框架。根據本文的框架，即使不考慮美國企業在外包活動中得到的無形資產收益，美國2016年的貿易逆差會從7500億美元減少到約一半的3960億美元。本文的框架表明：在討論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和相應的政策措施時，我們的分析應當基于一個囊括21世紀所有的不同類別的貿易活動的框架。對于解決不平等問題，無形資產貿易的既得利益者和社會其它群體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此外，國際社會還應合作遏制無形資產貿易收益的跨國避稅。

　　1. 引言

　　貿易失衡現在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反國際化思潮的主要論點。被廣泛承認的中美貿易巨大順差（2017年已經達到3750億美元）也成為美國2018年3月向中國發起多產品、高關稅為主的貿易戰的主要論點[2]。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位置需要放到多邊貿易而不是雙邊貿易的框架下來討論順差或者逆差。另一方面，由于持續的全球化、全球生產的細分和碎片化(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Krugman et al., 1995; Venables, 1999; Baldwin and Evenett,2015) 和全球價值鏈中知識與服務貿易不斷深化，使得無形資產貿易的形式和渠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知識產權，如專利、知識、商標、產權、品牌和商業秘密等等，和由此產生的跨境價值流動。也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架構國際貿易分析框架來更全面和真實的反映21世紀復雜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系。

　　盡管貿易理論已經從經典的產品貿易理論演變到產業內貿易理論，并進一步發展到制造業“工序”貿易理論，無形資產貿易到目前為止并未被完全納入國際貿易的理論框架，僅僅有一部分出現在“工序”貿易理論文獻中?，F階段，幾乎所有的文獻都專注于產品和服務或者產品制造流程的工序上。與此同時，盡管貿易理論反映出了許多貿易模式的演進和某些形式的無形資產貿易，貿易數據的發展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的變化。國際貿易統計框架嚴重的滯后于現在的貿易現狀，無法反映現在真實的完整國際貿易圖景。這一方面是由于數據收集上的困難，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一個完整的包含產品和無形資產貿易的國際貿易框架。據本文作者所知，Reindorf and Slaughter (2009) 是唯一的一項關于無形資產貿易的前沿研究。這項由NBER支持的編纂的書囊括了一系列有深度的前沿研究，如Carol Robbins的測度知識產權供給和應用的收益，Francisco Moris 的研發的進出口新數據和方法論問題，以及Gordon Hanson和Chong Xiang的電影服務業的國際貿易。Moris (2017) 發現供應鏈貿易中，研發服務和FDI流動有互補關系。一個間接相關的研究是Gusvenen等(2018)的關于美國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文章，他們發現，考慮了利潤轉移后，美國企業研發密集產業的生產率增長特別大。這一現象最有可能是由于無形資產的利潤轉移。然而，無形資產貿易并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中的貿易測算得到完整而系統討論。

　　另一方面，雖然全球價值鏈的文獻把無形資產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這些文獻基本都關注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而無形資產則是影響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權利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全球價值鏈的治理通常被認為是由知識交換與貿易端，而非制造端的企業主導，且其類型多種多樣（包括等級制，如大多數FDI，以及外包和正常交易） (Gereffi et al. 2005;Mudambi 2008)。

　　本文旨在綜合技術、國際貿易、國際商務和全球價值鏈文獻，并且提出一種適應于全球產品和不斷增長的無形資產貿易背景的涵蓋無形資產貿易和產品貿易的全球貿易框架。通過深入討論五種無形資產貿易模式，本文提出一個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國際貿易統計框架。完整的全球價值鏈包括知識創造、資源獲取、零部件生產、組裝整合、品牌經營、營銷和售后服務。無形資產也是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雖然不是自然稟賦，但是是被創造的稟賦。無形資產不僅僅通過制造品進入國際貿易，還通過各種專門的渠道進行交易。所以，真實的國際貿易圖景應當用一個綜合的包括產品、服務與無形資產在內的分析框架來描繪。

　　本文接下來將回顧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它們產生的背景，然后分析全球生產模型以及相應的貿易類型，最后提出一個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包括產品、服務與無形資產的國際貿易綜合分析框架。

　　另外，國際社會還應合作遏制無形資產貿易收益的跨國避稅。

　　2.國際貿易理論：簡介

　　經典的貿易理論從亞當斯密開始。他的《國富論》(Smith, 1776) 提出了“剩余出路”論，認為貿易是為國內過剩產值提供出路，同時讓生產可能性邊界回到原來的滿負荷狀態。之后，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Ricardo, 1817)，國家在某些產品生產上存在比較優勢，通過專業化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國家參與貿易時能夠從資源優化配置和福利效應中獲益。這種比較優勢帶來的利益與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并不相關，而是來自于資源的重新分配和福利效應。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價格理論”基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通過貿易各方的要素稟賦來預測產品貿易的模式和規律。這個模型認為國家出口的產品主要是利用國內過剩或者廉價的生產要素生產的，同時進口需要利用國內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Leamer, 1995)。

　　為了解決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不能解釋的一些貿易現象，弗農提出了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Vernon, 1966)。這一理論認為先創新的國家更有可能擁有科技上的比較優勢。在產品生命周期早期，所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來自于發明產品的地區。然而，當技術不斷成熟和滲透，它會成為一種標準并擴散到不那么發達的國家。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品的進出口是基于生產的整體比較成本。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晚期，其生產會逐漸離開發明地，甚至成為發明地的進口產品。

　　1970年代以來，以運輸成本大幅下降為標志，生產過程變得越來越細分和專業化。生產網絡/價值鏈從本地/國家分布變為全球分布。這就形成了產業內貿易。由此，新貿易理論 (如Krugman, 1979; 1981; 1991;Lancaster, 1980; Balassa, 1986; Melitz, 2003) 出現，用規模經濟、壟斷競爭和網絡效應來解釋產業內貿易。

　　進入新世紀后，技術進步和電子化以及跨國公司的商業模式創新導致外包和工序貿易變成了一種新的趨勢。這種變化甚至被看成一種新的工業革命(Blinder, 2006)。工序貿易的研究探討了離岸經濟和外包的動機和收益，以及產業組織的演變(Grossman &Rossi-Hansberg, 2008 and 2012; Rodriguez-Clare,2010; Baldwin and Venables, 2013; 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這些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的存在創造了總部服務貿易。而這些服務往往是無形資產，如研發、技術、設計和營銷服務。通過FDI或者外包實現的離岸經濟也是重要的“出口”無形資產的模式，不過僅僅是多種模式中的一部分(Markusena, and Venables, (2000)。

　　以上的各種貿易理論的發展揭示了貿易模式的演變和國際貿易的動機和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基本都是產品貿易理論。古典和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假設一個國家生產所有的生產要素并且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都在同一個國家進行。由此，國家應該國際化分工生產不同的產品。雖然新國際貿易理論考慮了國際化生產的碎片化，它仍然主要考慮產品的國際貿易，特別是與產品生產相關的工序和零部件貿易。總的來說，雖然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有了巨大的成就，無形資產仍然沒有被當做重要的因素納入考量。無形資產貿易的渠道和模式仍然沒有被完整和系統的討論。

　　3. 全球價值鏈與微笑曲線

　　全球價值鏈構建了一個跨國或者跨地區不同公司實現不同的工序和商業功能的生產架構(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12)。這個架構是“生產性的（價值增長的）通向并且支持最終使用的順序” (Sturgeon 2001)。微笑曲線提出了一種不同的解構國際貿易的方法。有些國家專業化“生產”知識與研發，而另一些國家專業化于制造業，或者品牌營銷。因此，一個產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屬于某一個國家，而是整條價值鏈上的參與者都可以分一杯羹。在為最終產品貢獻價值的生產工序的鏈條上（既，產品的價值鏈），一般的工序鏈條開始于基礎和應用研究與設計。這些研究與設計活動往往會帶來新的想法、技術、新產品設計和新的生產工藝。這個工序鏈條下一環節是商業化這些研究成果，如專利和知識產權（想法、論文、知識等）；再下一環節是資源的獲取和材料的生產（包括農業產品），零部件的生產和產品的組裝，以及最后環節的營銷、廣告、品牌管理、物流、商業服務和售后服務。另外，價值鏈在文獻中的定義是超出中間品貿易的，它強調在不同環節上領先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權力架構 (Milberg，2004)。

　　通過90年代開始的信息擴散和技術交流，國際生產變的細分和碎片化。單個國家不再負責整個生產流程，而更多是專業化的負責某一個有比較優勢的生產工序。從不斷增長的中間品國際貿易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產品的生產與價值創造往往分布在多個國家，而這種全球化生產被稱為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如今被當做是21世紀的國際貿易名片 (WIPO, 2017)。

　　在全球價值鏈里，國家往往專業化于產品或者服務價值創造的一個細分環節。有些國家專注于通過R&D生產想法和新的技術。而另一些國家主要負責資源開采和初級產品生產。還有一些國家專業化于制造中間品或者組裝。也有一些國家專攻營銷、品牌、售后服務和商業服務。一個國家可以在全球價值鏈上專業化于一個或者多個工序，特別是那些從事R&D的國家也有可能同時從事同一產品的營銷和品牌，例如：蘋果手機。最終，國際貿易從（經典的）產品貿易擴展成為一系列產品、服務與知識的貿易(Baldwin和Evenett, 2015)。

　　如果出口產品的創造與生產是在同一個國家完成，并且使用的中間品和服務也是這個國家生產的，那么這個簡單的一國版價值鏈的情況就是古典和新股年貿易理論。當然，我們會看到，這種情況正在逐漸減少。

　　3.1 微信曲線和價值鏈不同環節的價值創造

　　根據Stan Shih的研究 (Shih, 1992)，價值鏈不同環節的增加值創造收到多個因素的影響（如勞動力與資本密集度、隱性知識、競爭）。在很多制造業產業，價值鏈的兩端——開端的概念、研發和末端的營銷、品牌化——比中間的制造環節創造更多單位勞動力增加值(Shih, 1996; OECD, 2013; Alcacer和Oxley,2014; Rungi和Del Prete, 2018)。換句話說，全球價值鏈兩端的每單位勞動力增加值比中間環節的更高，畫在圖上就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線一樣（如圖1）(Shih, 1992)。資源獲取和材料生產也產生增加值。但是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國家的平均值）提高獲取價值的能力取決于價值鏈治理(Gereffi et al.2005; Mudambi 2008;Kaplinsky, 2000) 和這些活動所處的國家的治理。

　　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值總量的微笑曲線會比單位勞動力增加值的更加平緩。對于小眾市場中的定制產品，微笑曲線會更陡峭；而大眾市場產品的增加值總量的微笑曲線則更平緩，而單位勞動力增加值的會依舊陡峭。